《无尽夏》出版后，有采访者问我：您说过“我是一个慢写论者，慢的好处和局限我也一概领受”，您的日常工作状态可想而知是繁忙和琐碎的，如此慢写作是对快节奏生活的有意反拨吗？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老实回答：当然我也希望能写得又快又好，但是快而不得，又对自己有要求，“慢写”就成了我的命运。客观因素确是时间上的捉襟见肘，我的本职是报社编辑，每天有海量文字在眼前晃，还不断收到出版社和作家们寄来的新书，我单位的办公室，几个空座位都被我征用了，上面堆满了还没来得及拆看的文学杂志和书。周一到周四忙碌工作上的一应事务，尽量匀出周五给自己，剩下的周六周日我已经累趴下了，再也不能像多年前那样尚能“挑灯夜战”。如此年复一年，时间纷至沓来，而我仍然只是一个慢写者。

说到写作的快和慢，我比较赞同刘绪源的观点，他曾奉劝年轻人“宁可惜墨如金地少写，也不泼墨如水地多写”，你去书店看看，铺排的书，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有的写作者一口气推出几个系列，连书的封面都是相似的，三胞胎四胞胎多胞胎的样子，这样的书，我连打开的勇气都没有。我宁愿相信顾炎武的“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日知录》）有时候我们选择“不写”，实则是为了“写”。所谓厚积薄发，我更欣赏这样一种写作姿态。与其为写而写，刷存在感，书店里多一本掺水的书，不如慎待手中笔，少写无妨。

所以写作于我，其实是一种寻找和指认，寻找指认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被遮蔽的、不被善待的、被遗忘和过滤了的种种，和灵魂有关，和精神的浩渺有关，和自由、尊严乃至内心的安宁有关。我写下它，感觉那道光影线就会往明亮处挪一挪。这么想来，我是多么乐意做一个捕光者。

然而写这些字的时候，我不无哀伤地感到，我已离这个小说远去，莫莉也好，老圣恩也罢，那一应从我脑袋里幻化出来的人物故事，那个似有还无的海岛，那些草木，都生长在了纷纭的时间里，和我渐行渐远，尽管时节上真正的无尽夏才刚刚开始。

关于小说，我无法再说出多少。那无法说出的，还会生长、还在生长。“小说是另一种人生。”似乎我们一直被这样的一种声音说服着，对一个还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有时相逢一本好书，就是结识一个陌生的朋友，就像莫莉和老圣恩那样，这么说来，小说确乎是一种有意味的人生。

有一种说法：给儿童以想象，少年以理想，成人以希望，这就是真的文学。在中国，反而是学龄前的儿童最天马行空，最有想象和探索世界的热情，一旦上了学，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儿童拔节成少年，本该最有创造力、生命力的阶段，却遭遇不同层级的压抑和压制。投射到原创儿童文学的写作和出版，也是低幼和儿童这两个阶段的绘本、童书最热闹纷呈，相对能与欧美青少年文学比肩的优秀少年小说却寥落。

我尝试走进这一年龄段孩子的心灵。写成怎么样看运气，门前冷落就算是自己和自己对话。小说里10岁的女孩莫莉跟11岁的老圣恩说：“我爷爷说，爱有很多种，父母之爱是最本能最原始的，如果你有巨大能量，你可以创造和发明爱，这跟年龄没关系，我觉得这话酷极了！”如果有一种写作，能够让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既能感受日常微物之美，又能贴近天地自然；有能力静下来内观，学会和自己相处；能亲近善知识，看得见生命中的光和亮，那么，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