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批评”是萌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新兴的批评类型，其创始人为英国著名学者雷蒙·威廉斯。他的两本著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可谓是“关键词批评”的奠基之作。前者出版于1958年，以历史语义学的方法对 “文化”“工业”“民主”“阶级”“艺术”这五个关键词进行考察，揭示了“文化”与其他四者之间复杂的关联性，是“关键词批评”的初步尝试。而出版于1976年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则收录了包括“大众”“传播”“标准”等在内的共110个词条，回溯其历史演变的路径，聚焦词义演变背后隐匿着的社会背景，是“关键词批评”兴起的标志。

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学术视野以来，雷蒙·威廉斯所展现的这一新的理论范式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关键词批评”被应用于多种领域，相关的著作、论文及丛书层出不穷，成为时下的研究热点之一。在这一背景之下，浙江大学中文系黄擎教授等借鉴并综合运用了影响研究、个案研究、计算风格学等方法对“关键词批评”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写作了《“关键词批评”研究》一书。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关注“关键词批评”的生成语境与理论建构，对“关键词批评”在西方的萌生和发展进行检视，着重挖掘了“关键词批评”生成背后的文化语境，并对其理论形态和特质进行了分析;而下编是对“关键词批评”的影响研究和价值评析，梳理了其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及研究现状，总结了“关键词批评”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的新变化，并对其可能面临的理论“陷阱”与实践误区进行了探索，最后考察了它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与文论转向的理论启示。

对于“关键词批评”理论的细致梳理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作者对“关键词批评”的生成发展及其理论建构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梳理与分析。在第一章中，作者对于“关键词批评”的萌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认为其孕育于文化研究之中。通过对雷蒙·威廉斯学术道路的回顾，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关键词批评”萌生的文化内核。《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的写作初衷来源于对T.S.艾略特、F.R.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反拨，雷蒙·威廉斯批判地吸收了利维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对把文化视作精英文化及传世经典名作的同义词，试图为大众文化正名，并将其与社会历史紧密相连。而他对于语言问题的关注也是“关键词批评”得以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雷蒙·威廉斯认为语言、文化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而作为具有“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和“在某些思想领域又是意味深长且具有指示性的词”。两层相关意蕴的“关键词”更是值得研究的对象。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他就考察了“文化”一词语义演变的历史，并探索其语义变化背后的动态社会历史背景，从而描绘出了一幅特殊的历史地图，这正是“关键词批评”的初步尝试。而《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则在此基础上完善了这一批评类型。在雷蒙·威廉斯之后，“关键词批评”仍在不断地发展。它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宽，其研究范式也常被各学科的研究者们所广泛借鉴，充分说明了这一理论的价值和活力。

在对“关键词批评”理论的生成发展进行细致的梳理之后，作者将目光投放到了更加深入的理论形态和特质的研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在书中为我们阐释了辞书性和反辞书性、非权威性、文论性这三种“关键词批评”的理论形态，以及注重“关键词”钩沉的研究范式和充满张力的学术思维这两种理论特质。这也是该书的创见之一。在总结理论形态的过程当中，作者不仅援引了雷蒙·威廉斯的代表作品，还以一系列中外“关键词批评”的相关著作进行说明，充分的文献为理论阐释的推进提供了夯实的基础。

上编已然对“关键词批评”的前世今生、理论形态与特质等种种方面的内容做出了细致的梳理，勾勒出了“关键词批评”理论的大致框架，回答了“关键词批评”是什么、怎么产生的、发展现状如何等一系列问题。许多理论研究型著作往往都止步于此，停留在理论介绍、分析和梳理上。但该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突破，超越了一般的模式，在第二编着重研究了“关键词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演变状况、理论与实践误区以及对中国文学研究和文论转向的理论启示。

作为中华文化外来者的“关键词批评”，在踏入这方土地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水土不服”的症状。中西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提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知识背景的分别、理论提出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下时代的不同等诸多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水土不服”的症状。不管是对于吸收外来优秀理论成果，还是传播自身学术特色而言，克服这一症状都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环。而我们可以在该书的第二编中找到一些可能的解决路径。首先，“关键词批评”本身便是克服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通过对相关概念历史性的考察，厘清其内涵与意义之演变，开放、整体、历史地对其进行深度的解读和充分的阐释，才能有效地将之运用于不同语境之中。在此基础上，学术对话平台才能建构，中西结合才得以可能。一方面，可以在西方相关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自身的处境、问题、特色出发，将西方理论恰当地运用于中国学术实践之中。

西学东渐在带来诸多优秀理论成果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威化西方的本质论思想。在文艺理论领域，这一现象更是突出。康德、尼采、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被奉为皋臬，西方的相关概念成为学者们竞相研究的对象，仿佛离开了这些概念，就无法创作出优秀的学术成果，或者说，没有这些概念的学术成果就是不值一提的。是否含有西方概念和理论思维等成为了衡量论文、著作等学术成果的标准。西方概念的正当合理性被视为无需证明的存在，反思、质疑都被弃之度外。中国本土的文艺理论呈现一种“失语”的状态，缺乏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只能亦步亦趋地走在西方文论之后。在此背景之下，无论是对学科建设，还是对本土理论建构而言，学术创新都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在第二编中以“关键词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演变的具体实例为载体，隐藏着自己对于学术创新的思考。王晓路等人所撰写的《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一书在借鉴雷蒙·威廉斯对于词条的梳理和阐释方法的基础上，以文化现象为着眼点，并结合中国文学传统进行研究，是学术创新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路径，即外来理论的借鉴与本土实践的思考相结合的方式。而陈思和《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中的两篇文章则是另外两种创新的思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一文着眼于“反思”二字，从学科建立的源头开始探讨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弊病，将个人治学体验融入到对学科、时代的反思之中，对固化认识的质疑、传统研究思路的超越、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上述二者不同，《〈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向我们展现的则是“创造”。“创造”并不意味着凭空出现。在陈思和看来，《马桥词典》的出现与《哈扎尔辞典》密切相关，但不能将其看作后者的简单模仿，因为它拥有后者所不具备的词典式小说语言，是小说叙事文体创新的一次大胆尝试。陈思和指出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情形，鲁迅的《狂人日记》亦是如此。借鉴、反思与创造这三种思路既是“关键词批评”自身所带有的特质，亦是它对于我国学术创新的启示。

对于学术著作而言，梳理理论的生成、发展、流变、特质是其中最基础也是最必不可少的一环。但一部优秀的理论著作必然不止于此。在深度的阐释与剖析之外，需要以反思的态度破除对理论的迷信，需要对现有的思维方式进行超越，需要使悬浮在空中的理论更具现实关怀。能够达到这些要求的论著并不多见，而这正是我喜爱这本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