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斩钉截铁地宣告，“在全部西方经典中，塞万提斯的两位主人公确实是最突出的文学人物，（顶多）只有莎士比亚的一小批人物堪与他们并列。他们身上综合了笨拙和智慧，以及无功利性，这也仅有莎士比亚最令人难忘的男女人物可以媲美。”但塞万提斯生前从未听到过类似这样的评价。如同许多伟大的不朽名著一样，《堂吉诃德》在甫一问世时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所有人看《堂吉诃德》都在笑，同时代的人瞧不起塞万提斯，说他写的东西不伦不类，认为没有比《堂吉诃德》更可笑的作品。这对塞万提斯的打击非常之大。”陈众议说。
7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做客首都图书馆，主讲“阅读文学经典（第二季）”第四讲——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
开挂一样的“倒霉一生”
“我总是夜以继日地劳作，自以为具有诗人的才学，怎奈老天无情毫不理会。”和当时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塞万提斯最初倾心的文学类别是诗歌与戏剧。但青年人往往会错把热情当做天赋，和绝大多数的文学青年一样，作为“诗人”和“戏剧家”的塞万提斯籍籍无名。但相比于塞万提斯一生的失败而言，文学创作起步时的失败简直不算什么。
塞万提斯出生在没落贵族家庭，父亲大学肄业后做游医，一生流离失所又穷困潦倒。塞万提斯生于1570年，自幼梦想成为荣耀的骑士。1570年他如愿从军，成为一名战士，次年参加抗击土耳其的勒班多海战，在冲上敌舰英勇战斗时身负重伤，不幸失去左臂。战后，塞万提斯携带总督和元帅的保荐信回国，途中遭遇土耳其海盗伏击被俘虏，并卖到阿尔及尔当奴隶。他三次谋划逃跑没能成功，终于在1580年经由一名神父搭救回到西班牙。此时战争已经结束许久，曾经的荣耀被人们忘却，塞万提斯失去了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只得在无敌舰队中做些后勤杂务。随着无敌舰队的瓦解，他很快再次失去工作，并被人诬陷入狱。出狱后，塞万提斯托各种关系，找了一份辛苦的税务官差事做，并被派到最偏远的山区。收税的回忆绝对谈不上美好，一方面无人愿意上缴税金，一方面又天天挨骂。两年后，由于储存税金的私立钱庄倒闭，塞万提斯再次入狱。之后，他还曾因没有准备好私生女的嫁妆被私生女告上法庭，因家门口惊现无人认领的死尸而被警察抓包抵罪。类似这样的无头官司，塞万提斯一生经历了不知多少，世态炎凉给他的内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15-16世纪的西班牙异常强盛，“无敌舰队”威震天下，在全球拥有大量殖民地，一船船的真金白银从美洲运回本土，“钱多得就像花不完一样”。富裕的西班牙人大量购置岛屿、投资商业，但更多的人像塞万提斯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穷得叮当响。陈众议认为，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环境，正是塞万提斯批判精神的由来。
1602年，塞万提斯开始创作《堂吉诃德》，当时他住在劣质公寓房，楼下是小酒馆，楼上是妓院。三年后《堂吉诃德》第一卷出版，在西班牙引起了山呼海啸般的轰动效应，该卷一年之内再版六次，从宫廷到市井，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堂吉诃德骑士的故事。由于写书所得的利润全部被出版社获得，直至1616年患病去世，塞万提斯依然在贫困中挣扎，去世后连墓碑都没能立。
《堂吉诃德》：生前寂寞身后名
陈众议认为，在分析小说《堂吉诃德》之前，首先应该梳理先前的文学谱系。
在近千年的中世纪里，西方忘却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甚至逐渐失去文字，回到了口传时代。同时，阿拉伯世界在与中国的交流中，将源自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广泛传播，开启了百年翻译运动。把东方的经典传到西方的同时，还把被西方忘却的古希腊罗马经典又重新翻译印制了出来，为文艺复兴的繁荣埋下了基石。
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作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个作家”，但丁的《神曲》既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集大成者，又是人文主义道路上的伟大先驱。但丁在《神曲》开篇中写道，“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我说不清我是怎样走进这座森林的，因为我在离弃真理之路的时刻，充满了强烈的睡意。”在进退两难、荒野难行的森林中，但丁遇到了狮、豹、狼三种寓言野兽，分别对应着西方文化中关于强权、淫欲与贪婪的隐喻。当全能的宗教失去统摄力量，人性自在的善恶就开始恢复生机。但丁之后，伊塔大司铎在《真爱之书》中赋予金钱无所不能的强大力量，薄伽丘则用异于常人的机敏创作《十日谈》，展现人与欲望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拉伯雷将狂欢化的语言充进巨人的皮囊，将教会丑恶与伪善的面纱无情揭下。喜剧通过惊人的狂欢势能释放人们的情感，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调笑很快便充斥了15世纪的欧洲文坛。而资本的兴盛必然带来信仰的沦落，塞万提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喜剧《堂吉诃德》，展示了骑士精神在一个新时期的全盘溃败。
《堂吉诃德》在面世时曾被认为是一部用小说写成的喜剧，被当做供人消遣的通俗读物，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在西班牙曾流行这样的说法：谁在那边笑得直不起腰来，谁肯定在看《堂吉诃德》。陈众议认为，在当时的欧洲，小说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学体裁尚未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处在巴洛克鼎盛时期的诗歌界和戏剧界大都视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劣等艺术。当时的文坛泰斗洛佩·德·维加就曾鄙夷地说：“没有比塞万提斯更糟的诗人，没有比《堂吉诃德》更傻的小说。”
但小说本就起自于草莽，市民文化的烟火气息使小说的世界包罗万象。尽管在生前被认为是不入流的通俗作家，但塞万提斯身后却声名日隆。18世纪，亨利·菲尔丁和萨缪尔·约翰逊认为堂吉诃德身上融合了滑稽与崇高这组两相矛盾的美学风貌。19世纪，诗人拜伦进一步指出，“塞万提斯的伟大就在于他充满同情地揭示了堂吉诃德的悲剧命运”。
冲啊骑士！和长臂巨人搏斗
《堂吉诃德》是一部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品，但陈众议认为，这部小说同时也是一部非常怀念中世纪的、充满保守倾向的文学作品。
《堂吉诃德》的保守主要在于他对当时的文化采取批判姿态。塞万提斯不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文化，他试图借助小说人物堂吉诃德去拥抱中世纪的骑士文化。“中世纪的标志性文化就是骑士文化，所谓的骑士精神，一种是要为自己的王国奉献一生，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就像中世纪的很多传奇故事；另一种是要维护宗教，譬如《圆桌骑士》，英国传奇中的梅林术士，还有像《罗兰之歌》中的罗兰。”陈众议谈到，塞万提斯热爱骑士文化中的英雄人物，他们忠于上帝和国王，用一生为国家建立不朽功勋。
但在《堂吉诃德》序言中，塞万提斯却说骑士小说已经过时，要通过《堂吉诃德》把陈旧的一套扫除干净。陈众议说，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当时骑士小说中的骑士往往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信仰，而塞万提斯认为这种自我抛弃英雄气概的唯爱情论违背了骑士精神，把骑士文化引向了狭隘与世俗化。
小说中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片段历来被人传颂，成为彰显主人公性格最鲜明的体现。堂吉诃德和侍从桑丘在一片荒野中看见一排风车，堂吉诃德固执地认为风车是一个个胳膊长长的巨人，不听桑丘的劝告，横枪飞马冲杀上去，结果被风车所伤翻滚在地、动弹不得。堂吉诃德性格上的高度分裂由此可见一斑：一方面癫狂可笑，另一方面又有着无畏的英雄主义情怀。而在陈众议看来，从艺术描写的角度读《堂吉诃德》，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喜剧的方式体现悲剧精神。用一主一仆并行的方式对照建构主人公，形成堂吉诃德与桑丘两个人物形象，开创了人类文学史上人物形象塑造的先河。“这特别像我们的小品或者相声，一个捧，一个逗，这两个配合得天衣无缝。” 桑丘作为反衬堂吉诃德的形象被创造出来，和堂吉诃德形成对比，从侧面再次突出了骑士精神的信仰衰落。堂吉诃德充满幻想，桑丘处处实际；堂吉诃德学识丰富，桑丘大字不识；堂吉诃德禁欲苦行，桑丘则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正如朱光潜先生的评价：“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
这种对比式的分析，在中国则发生了另外一重变异。《堂吉诃德》在上世纪20年代译入中国，同时有论者也将俄国文学家屠格涅夫的观点引入，屠格涅夫将《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进行对照，认为“这两大名著的人物实足以包举永久的二元的人间性，为一切文化思想的本源；堂吉诃德代表信仰与理想，汉列忒（哈姆雷特）代表怀疑与分析”。应该像哈姆雷特一样踟蹰犹豫、审慎选择，还是应该学习堂吉诃德的奋不顾身、冲向“风车”，一度成为当时思想界讨论的热门话题。陈众议说，鲁迅的阿Q颇有堂吉诃德的影子，或谓一个毫无理想主义色彩的反堂吉诃德，且阿Q的“Q”恰好是吉诃德的第一个字母。鲁迅的确对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有所关注，他曾说堂吉诃德是“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而哈姆雷特“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并曾与瞿秋白共同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一同撰文《真假堂吉诃德》等。除鲁迅外，堂吉诃德还走进了中国现当代许多作家的笔下，陈众议认为废名的小说《莫须有先生》受到《堂吉诃德》影响很大，当代学者钱理群更著有《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分析两个经典人物形象的内在魅力及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陈众议说，当下我们既不能过于冲动，又不能优柔寡断，“堂吉诃德的冒险精神很容易导致盲目，哈姆雷特的延宕又很容易让人一辈子碌碌无为，甚至陷入虚无主义，两个极端都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而是需要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