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西川谈“南美之南”三诗人

阿根廷艺术家雷安德罗·埃利希的个展“雷安德罗·埃利希：太虚之境”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7月27日，展览举办第三场学术讲座“南美之南：三个诗人的故事”，诗人西川通过三位当代拉美诗人——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胡安·赫尔曼以及智利的波拉尼奥的诗歌写作，为听众构建出一个鲜活生动、富有历史感的“南美之南”艺术文学场景。

说不清的拉丁美洲

西川第一次去拉美，是去巴西参加“世界知识分子大会”。西川当时很犹豫，觉得从中国到拉美的路途过于遥远。北大教授赵德明建议西川一定要去一趟，“这一趟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世界观”。西川于是踏上他的首次拉美之旅，如赵德明所言，这趟旅程改变了西川的世界观。

拉美给西川一种“很难说清”的感觉。当他站在拉美的星空下，涌起一股无力感。他发现在拉美抬头望天，看到的星座都不认识，这时他才醒悟自己在北半球建构起的知识体系在南半球失效了。“这种说不清的感觉，反倒让我觉得拉美是一片特殊的地域。”

西川用旅途中拍摄的照片向听众展示拉美的奇特：智利古城瓦尔帕莱索满街都是涂鸦，而且这种涂鸦与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智利诗人聂鲁达家门上的装饰表现着拉美人对色彩和装饰的热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书摊摆着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书；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曾经住过的旅店每周留出一天时间邀请游客到店里品尝洛尔卡当年吃过的点心……在西川看来，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拉美文化的奇特和拉美人对文化的重视。

最让西川惊讶的拉美城市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里有座由意大利建筑师根据但丁《神曲》的内容和结构建造的大楼。《神曲》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每部分各33篇,加上《地狱篇》前的序言,共100篇。这座大楼有30多层在地下，对应神曲的“地狱”部分，30多层在地上，对应“炼狱”部分，最上面的30多层则是“天堂”，这让西川觉得非常奇妙。

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博尔赫斯写成了一座永恒之城。博尔赫斯有一篇短篇小说叫《玫瑰街角的汉子》，故事发生地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区，讲一群好斗的男人经常聚集在街角玩刀子。“玫瑰街角”这地方确实存在，“玫瑰街角的颜色和气氛都特别像博尔赫斯的故事”，西川回忆。据说，博尔赫斯去世后，阿根廷人为了纪念他，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街道命名为“博尔赫斯大街”，以示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敬意。

西川还分享了一段恐怖经历。他在巴西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夜间不能上街，夜间在街上走的话，走着走着后面的人可能给他一刀，他就变成鬼了。西川当时觉得太魔幻了，他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对拉美人来说就是现实。

说不清的拉美文学

拉美文学爆炸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发生“文学爆炸”，诞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如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科塔萨尔……西川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拉美作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能引发文学革命，并传播到全世界？

西川认为这与拉美人奇特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举了自己和巴西数学学会主席库布里斯克一同坐飞机的经历。库布里斯克对他说，“我要是现在在飞机上凿一个洞跳下去，正好会落到我们家的房顶上。”西川当场就震惊了，疑惑数学家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想法。

他说自己问过库布里斯克，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有什么区别？库布里斯克回答，“物理学家负责解释世界，数学家则给世界设计模型”，并说数学家跟诗人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只需一支铅笔和一张纸。这让西川想起E.T.贝尔编写的《数学精英》序言中的一句话——“没有诗歌头脑的数学家不是完整的数学家”。

西川问库布里斯克，“为什么文学爆炸会发生在拉丁美洲，而不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库布里斯克回答：“因为拉丁美洲苦难深重，它有那么多的苦难，但光有苦难成就不了伟大的艺术，还需要阳光灿烂。苦难深重加阳光灿烂，再加上拉美人有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胡思乱想，文学爆炸就产生了。”

“我们在拉美小说中找到的永远都是政治、历史和奇妙的想象”，西川认为，聂鲁达的《漫歌集》就是用文学处理历史的好例子，聂鲁达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把拉美的历史处理成像画一样的风景，并把它不断串联起来。同时，拉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出现过军事独裁，对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拉美的艺术家和作家来说。

博尔赫斯：寓言作家

谈到“南美之南”的诗人，自然少不了阿根廷大诗人博尔赫斯。西川认为，“博尔赫斯是一位永远不会褪色的作家，他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作为阿根廷人的骄傲，博尔赫斯早已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象征。但据西川透露，博尔赫斯和蔼文雅的形象背后，实际上藏着一位尖酸刻薄的老者。

阿根廷人喜欢抱怨，博尔赫斯也不例外，他经常和好友比奥伊·卡萨雷斯（《莫雷尔的发明》的作者）一起在餐厅吃饭，博尔赫斯常做的事情就是抱怨。卡萨雷斯回家就把博尔赫斯当天说过的话偷偷记下来，这些笔记在几年前出版，就叫《博尔赫斯对话录》。现在只有西班牙文版，没有英文版。据说，出版英文版的出版社希望能删去一些内容，因为书实在太厚，但阿根廷的出版社不同意。西川认为，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肯定很有趣，他猜测博尔赫斯骂起人来肯定不带脏字，是“挤兑人的那种骂法”。

西川还在现场展示了一本博尔赫斯亲笔签名书，那来自于另一段奇遇。2017年，西川去阿根廷参加活动，现场有位老头说要送西川礼物，用红色盒子包着，西川打开一看是博尔赫斯的签名本。原来，老头来历不小，名叫卡洛斯·R·路易斯，是位语言学家，曾经听过博尔赫斯的课。1961年，博尔赫斯送他这本签名书，希望他在将来把这本书送给一位从远方来的说着奇怪语言的翻译者。卡洛斯·R·路易斯认为，西川就是最佳人选。这段奇遇让西川讶异不已，似乎只有在南美这片神奇土地上才会发生。

谈到博尔赫斯的小说，西川认为博尔赫斯是像霍桑、麦尔维尔、卡夫卡、卡尔维诺那样的“寓言作家”。“他们并不是写生活场景，他们写的小说具有预言性，充满了问题和对问题的思考，而且这些问题会从文学中蔓延出来，充满象征性。”

胡安·赫尔曼：隐秘动物

胡安·赫尔曼是深受政治影响的阿根廷诗人。早年支持贝隆政府，后来转向左翼，既是共产党员，又是乌克兰裔的犹太人，身份非常复杂，还在中国新华社驻智利分社工作过。西川来中央美术学院之前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因此笑称自己和胡安·赫尔曼是同事。

“胡安·赫尔曼是典型的铭记现实的诗人。他将整个经历都写到诗歌里边，将其记录下来，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 胡安·赫尔曼早期的诗歌直接写革命，后来的诗虽然不再那么尖锐，但仍然充满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叫《动物》，西川在现场做了朗诵。

我与一只隐秘的动物住在一起。

我白天做的事，它晚上吃掉。

我晚上做的事，它白天吃掉。

只给我留下记忆，连我最微小的错误和恐惧，

它也吃得津津有味。

我不让它睡觉。

我是它的隐秘动物。

胡安·赫尔曼来中国参加过活动，由西川主持。见面聊天的时候，西川问胡安·赫尔曼怎么看博尔赫斯？ 胡安·赫尔曼说：“我可以原谅博尔赫斯，因为博尔赫斯是一个瞎子。博尔赫斯了解的世界是别人选择给他的世界，是博尔赫斯身边的秘书、身边的朋友给他讲的世界。博尔赫斯自己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在发生什么。”

西川认为，拉美的军事独裁对拉美的知识分子影响非常大，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胡安·赫尔曼，所以他才有此言。

波拉尼奥：现实以下

波拉尼奥1977年开始写作，2003年死在巴塞罗那。在生命的最后20年，波拉尼奥写了10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和3部诗集。波拉尼奥是“死后成名”的最佳例子，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声誉日隆。随着长篇小说《荒野侦探》和《2666》中译本的出版，波拉尼奥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西川介绍，波拉尼奥不喜欢聂鲁达的诗，因为他觉得聂鲁达的诗写得过于超现实。波拉尼奥把自己的诗称为“现实以下主义”，“现实以下主义”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和街头剧场，是一种“劣等的、下等的、超低的现实主义”。在西川看来，波拉尼奥与生活、大众和政治的关系都与“现实以下主义”有关。

“波拉尼奥主要因为他的小说出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诗人。”西川在现场读了两首波拉尼奥的诗。他说，波拉尼奥的诗里充满了性，身上洋溢着青年人的热情，而青春走向极端就是死亡。“波拉尼奥身上有一种黑暗的天赋，使得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创造、来写作、来走投无路、来革命，然后流血死掉。”

到现在，拉丁美洲的年轻人依然不减对生活的热情和创造力。他们用纸壳板或包装箱自己制作诗集的封面，拿到市场上去卖；或者把埃兹拉·庞德和博尔赫斯的肖像绣在袜子上。西川用“冒泡”来形容拉美年轻人的状态，像波拉尼奥，就曾在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朗诵会的门口放鞭炮。

还有一次让西川印象深刻的经历发生在2016年第36届世界诗人大会上，西川遇到《撒旦探戈》的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拉斯洛与另一位拉美作家一前一后登台演讲，西川能明显感觉到拉斯洛说话特别慢，特别沉闷，就像他写的长句那样；而拉美作家的发言则充满奇思妙想。西川觉得拉美作家“身上都在冒泡，细胞里边都是艺术，阳光、邪门，富于创造力”。

最后，西川总结道，拉丁美洲街道上的现实孕育出拉美迥然有别的文学场景和艺术场景。当中国作家反观自身，如何获得一种创造的可能性？西川认为，“只有当中国作家的语言来源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现实、我们自己的历史，甚至我们自己的政治，只有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化创造才不是一种抄袭性的创造，而是一种真正的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