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在您看来，徐则臣的小说《北上》最突出的特征与意义是什么？
杨庆祥：《北上》以一条河流的变迁写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并投射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和自我认同。
张 莉：去年在杂志上第一次读完《北上》，我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小说家最大的光荣和最大的欣慰是什么？我想，是给予养育他的土地与河流以回报，将之写在纸上，使无数人想念并成为更多人精神意义上的家园。很显然，《北上》做到了。在我看来，《北上》中，运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神采，它使我们尘封于历史中的运河“活”起来。读《北上》使我们认识到，运河是源远流长的时间之河、生命之河，它既是抵御外族入侵的、同时也是开放、包容的文明之河。它是实在的，也是象征的，它实在地穿越我们的土地，滋养我们的成长，同时也象征了我们的民族文脉。《北上》引领我们重新打量那些生长在运河内部的文化能量，让我们重新理解运河以及运河文明，认识它的中国性与世界性。
记 者：《北上》以一条河流的变迁串联起跨越百年的中外历史。在这部作品中，徐则臣是如何将宏大的历史投射到一部具体的小说中的？
杨庆祥：宏大历史叙述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对徐则臣这一代作家来说，很显然不会使用那种传统的叙述方式。《北上》实际上是用“私人史”的方式，从内部来对历史进行重新的想象和建构，所以主体意识很强。
张 莉：《北上》纵横交错，广阔辽远，一扫我们对以前运河文明的肤浅理解，我想，这与小说的叙述方式有重要关系：一是叙述时间的使用，二是世界视野的引入。在叙述时间上，小说家选择了双线并行，上下交汇。一条线是1901年，从时间的上游顺流而下；而另一时间线则是2014年，由2014年溯游而上。时间是这部作品的枢纽，历史与当下交汇在运河之上。小说选择中国人与西方人两种视角交织的方式。意大利青年小波罗来到中国寻找他的兄弟马福德，由此，读者跟随西方人来看1901年的中国，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爱恨情仇。这是非常新鲜的视角。当然，另一个视角则是中国的本土视角，两种视角交织碰撞，最终都凝聚在运河之上，这是有意味的选择，也是极为陌生化的文学处理，由此，小说家将一段宏大历史具象在浩荡大河之上。
记 者：有批评家提出，“徐则臣以一种比较的视角介入《北上》的写作”，您怎么评价这部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与东西方文化视野？
杨庆祥：比较视角是《北上》的一个基本设置，也是基本的结构。正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才避免了某种单边主义——无论是西方中心还是东方中心都是一种单边主义。事实是，只有在“世界”之中，中国和中国人可能完成其现代性蜕变。
张 莉：我想用“世界视野”来形容这部小说。《北上》中，小说家对“世界”的理解不是单边的、不是狭隘的。小说中，通晓外语的知识分子谢平遥渴望效法先进，去“世界”寻找改变中国的药方，而意大利的小波罗则渴望来到中国。欧美对于谢平遥来说意味着“世界”，中国对于小波罗而言也意味着“世界”。这就是小说家的卓越理解力，小说不仅要写我们如何理解运河，也写“他们”，即西方人如何理解我们的运河。相信诸多读者对小波罗离世的场景记忆深刻。他的遗言是，“京杭运河究竟有多伟大，你在威尼斯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这是一个细节，但它具有隐喻色彩。《北上》里，固然有作为中国人的强大主体性，同时也有一种并不封闭的世界视野，换言之，世界视野使徐则臣写出了运河的中国气象，也写出了运河文明的世界意义。
记 者：小说中涉及关于历史、地理、考古、绘画、摄影等许多细节和知识，徐则臣在写作中体现出一种学术研究般的热情与严谨，这样的写作方式在当下小说中似乎并不多见。您怎么看这种写作及其意义？
杨庆祥：我觉得徐则臣作品中的这种知识性东西不是太多了，而可能恰恰相反。现代小说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综合性”。仅仅有故事和人物是不够的，而要提供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场域。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些知识融合为一个“有机体”。
张 莉：细节是小说的生命，是作家的基本功。我认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应该毕生追求细节的真实与准确。当然，细节的生动与否也是我自己考察一位小说家是否有才华的重要标志。对过去的生活不了解、对过去的知识不了解，怎么办？写作者只能老老实实去查资料，做案头工作，别无他途。当然，我并不认同那种知识的铺陈、细节的堆砌，那样的细节是没有神采和生命力的，也看不到创作者的能动性。小说当然可以虚构，但常识性细节不能出问题，否则会导致整个文本的不成立。我非常欣赏徐则臣写作《北上》时的态度。像做学术研究一样做案头准备工作是深有意义的，我认为应该受到鼓励。
记 者：作为一位“70后”作家，小说《北上》以及徐则臣之前的写作，是否代表了青年一代写作的某种特征与新变？
杨庆祥：最近这些年，青年作家的写作整体上都呈现一种求新求变的趋势。这里其实有一大堆名字和作品为证，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概而言之，文学的代际更迭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当然这也是未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希望所在。
张 莉：作为生活背景的运河在徐则臣作品里已经有近20年历史了。那么，将生命之河融入自己的笔端、在纸上为大运河立传也就成为徐则臣的命中之作。其实，写眼前的运河，以个人成长记忆为蓝本是条捷径，也可以写得好看，但是，作家没有这样做，他知难而上。《北上》超越了个人视角和个人感受而进入更为广大和广泛的视域。小说家写的不是个人记忆之河而是民族之河，他以艺术手段使它活起来，使它栩栩如生地长在我们民族文学的记忆链条里。
这样的特征和变化，除了《北上》，《北鸢》中也有体现，葛亮跳出个人记忆而进入家国书写，这部写作了7年的作品写得笃定扎实，有静水深流之美。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不能说这两部作品是青春写作了。作为长篇小说，《北上》和《北鸢》的完成度和成熟度都很好，并不逊于年长作家。《陌上》也是如此，付秀莹的写作之所以受到诸多评委的肯定，在于她真切书写了变革中的新的农村图景，因此，《陌上》被视作当代乡村书写的代表作品。当然，新一代作家的新变不仅仅体现在从青春、个人史写作的跳出，还在于丰沛的创作能量和探索精神。李宏伟《国王和抒情诗》的魅力在于表现形式的先锋性，其中包含了属于新一代作家的探索和无畏，非常令人赞赏。无论是《借命而生》还是《心灵外史》，石一枫对人的精神疑难的深度书写也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