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难忘，我是78级的大学生。那一年，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考戏剧文学常识和写作两门，前者试卷上有一道解词的题：“举国欢腾”和“百废俱兴”的“举”和“俱”各自的词义。我答对了后者，却答错前者。这两个成语，具有特殊年代感，和我完全个人化的考试记忆，竟然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中，有些年月，千载难逢，不同寻常，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个人。
70年代末，就是这样的一段年月。
那时候，“四人帮”刚刚被粉碎，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才忽然觉得悲尽兴来、物转星移，才一下子觉得报国有门、济世对策，也才真正明白了 “举国欢腾”和“百废俱兴”是什么意思，仿佛天都格外地蓝了起来。
彼时我在北京郊区一所中学里教书，业余时间到丰台文化馆里参加文学活动。文化馆里聚集着一群爱好文学的志同道合者，其中有后来成为报告文学家的理由、小说家毛志成、儿童文学家夏有志，不幸英年早逝的评论家张维安……不过三尺微命，都是一介书生，在此之前，大家并不认识，却仿佛惊蛰后的虫子一下子冒出来似的，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般聚在了一起，坚信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将一份几乎丧失殆尽的文学旧梦，像是普希金童话诗里那条小金鱼一样，让渔夫撒网般终于捞了上来。
我们一起编了一本叫做《丰收》的内部文学杂志，和那个“百废俱兴”的氛围是如此吻合，在那间也就10平方米的小屋里，激情和想象驰骋，争吵与辩论共存。或是剪灯听雨、拍窗对月，或是清茶浊酒、白雪红炉，或是干脆吃着5分钱一个的烧饼，喝着白开水，润着早已争执得沙哑的嗓子，将我们彼此写的小说或诗歌，像在舞台上一样充满感情地朗诵着，然后相互毫不留情地批评，突然冒出的好建议和噼噼剥剥的煤火一起蹿起来。我们甚至为文章里多了几个“的”字到底要不要而激烈争论，仿佛哈姆雷特在追问“是生还是死”一样认真而执著。
我们也常常结伴，骑着自行车，一列长龙浩浩荡荡地从郊区出发，把车铃转得山响，一路迤逦而来，杀向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不惜排着小半天的长队，为了买那些重见天日让我们渴望已久的古今中外名著。那时，托尔斯泰的《复活》1.85元一本、雨果的《九三年》1.15元一本、两本《古文观止》才1.50元……
文化馆的文学组组长是理由，他大我整整10岁，为了能够让我抽出一段时间专门到文化馆里安心创作，他骑着破摩托车跑到我们学校里，磨碎了嘴皮子，找校长为我请假。他还骑着那辆破摩托车大老远地找到我家，为的是带上我风驰电掣地穿过半个北京城，跑到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去看一场当时的内部电影。而在大雪纷飞的春节头一天，张维安一身雪花雪人一样推开了我的家门，为了只是因文学而联系在一起的情感，还有一点点当时他那么坚定的希望，他总是果断地鼓励我说：你行，一定能行！
我对自己的写作并没有信心，而且，投稿对于我来说更觉得山高水远，烧香找不到庙门一样渺茫，心里充满忐忑，却莽莽撞撞地开始了我投稿的生涯。那时候，投稿很简单，将稿子塞进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里，在信封的右上角剪下一个三角口，再在信封上写上“稿件”二字，连邮票都不用贴，直接扔进信筒就行了。至于稿子是一去豪门深似海，泥牛入海无消息，还是幸运地得以刊用，全凭稿子的质量，再有就是运气了。
我底气不足，投寄进绿色信筒里的第一篇稿子，并不是我自己寄的，而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田增科。我写了一篇纪念周总理的2000多字的散文《心中的歌》，先拿给田老师看，他觉得写得可以，便替我做主，装进信封，写上地址，在信封上剪下一个三角口，投寄给《北京日报》。投寄出去，我心里依然没有底，本是抱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没有想到很快就刊发在报纸的副刊上。那时，报纸刊物没有如今遍地开花这样多，几乎每个单位都订有《北京日报》，看到的人很多。2000多字的文章，不是“豆腐块”，占了报纸老大的版面，很是醒目。
我清楚地记得这篇散文的稿费是6元钱。稿费单是寄到我教书的中学里的，学校里的老师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见到稿费单，很好奇，事情便像新闻般传开了。有一天，校长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因为当时我和年迈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生活拮据，每年过春节的时候，学校都会给我一些补助，这一次校长笑着对我说：你有稿费了，补助就给你一半吧，免得老师们有意见。我们的校长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他送我出校长室的时候，又对我说，稿费每千字3块钱，太少了，还不如我们在昆明时候呢。不管多少，这是我得到的第一笔稿费。事过多年之后，田老师替我打听到了，刊发我这篇散文的编辑是赵尊党先生。
初次试水，出师告捷，给了我一点儿信心。1977年底，我写下我的第一篇小说《一件精致的玉雕》，文学组的同伴看完后觉得不错，像田老师一样，替我在信封上写下地址，再剪下一个三角口，寄到了《人民文学》杂志。《人民文学》是和共和国同龄的老牌杂志，是文学刊物里的“头牌”，以前在它上面看到的尽是赫赫有名的作家的名字。那时候，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轰动一时。如果不是文学组好心的伙伴替我直接寄出了稿子，我是不敢的。
没过多久，学校传达室的老大爷冲着楼上高喊有我电话。电话是一位陌生的女同志打来的，她告诉我她是《人民文学》的编辑，小说收到了，觉得写得不错，准备刊用，只是建议我把小说的题目改一下。他们想了一个名字，叫《玉雕记》，问我觉得好不好？我当然忙不迭地连声说好。能够刊发就不容易了，为了小说的一个题目，人家还特意打来电话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光顾着感动了，放下电话，才想起来，忘记问一下人家姓什么了。
1978年的第四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发了这篇《玉雕记》。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打电话的那位女同志是谁，不知道发表我的小说的责任编辑是谁，那时候，我甚至连《人民文学》编辑部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寄稿子的信封都是文学组的伙伴帮我写的。一直到20年后我调到《人民文学》，我还在打听这位女编辑是谁，杂志社资格最老的崔道怡先生对我说，应该是许以，当时，她负责小说。可惜，许以前辈已经去世，我连她的面都没有见过。
如果说文学作品有“处女作”之说，投稿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处女投”。真正属于我的“处女投”，是寄给《诗刊》的一组儿童诗。说是一组，其实统共就两首，完全仿照泰戈尔《新月集》写的。大概前面两次投稿都还顺利，壮了我的胆的缘故吧，在信封上写上寄《诗刊》编辑部收，把稿子装进去，再在信封右角剪了一个三角口，就扔进了邮筒。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往外寄出的稿子，感觉真有些异样。那时候，大街上的信筒是老式的，绿色的，圆圆的，半人高，以前也曾经不止一次往里面投寄信件，但都贴上了邮票的，这样不贴邮票，就剪下一个三角口，能寄到吗？我随后又马上打消了自己这样的小心眼儿的念头，以前两次寄出的稿子，不是都寄到了吗？你的手气就这么差？
那时，《诗刊》编辑部在虎坊桥，我每天从学校下班都要路过那里倒车回家。在他们编辑部的门口有一块大玻璃窗，每一期新发表的诗，他们都选出一些，用毛笔手抄在纸上，贴在玻璃窗里，供过往的行人观看。玻璃窗前总会围着好多的人，一行一行把诗看到底，那时人们关心诗，就像如今人们关心橱窗里的时装秀一样，文学离人们那样近。有一天黄昏下班路过那里，我忽然看见我的那两首诗居然墨汁淋漓地抄写在玻璃窗里，题目改成了《春姑娘见雪爷爷（外一首）》。题目下面就是我的名字。最后一行，写着“选自《诗刊》1978年第6期”。我的心跳都加快了，玻璃窗里我的那些幼稚的诗句，好像都长上了眼睛一样，与我对视。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诗，也是我唯一一次发表的诗。
对于我，“处女投”和“处女作”的作用与意义相同，让我有了信心，也让我见识了世道人心，那些根本就不认识的编辑，让人触摸到并不敢忘怀的文学的良知善意。
就在我对投稿有了一些信心的时候，投稿开始不再那么顺风顺水。我写了第一篇报告文学《剑之歌》，是写当时在马德里世界击剑锦标赛上负伤勇夺银牌的击剑女将栾菊杰的教练文国刚。寄给几处，不是退稿，就是石沉大海，这让我对这篇报告文学的质量打了问号。还是丰台文化馆文学组的同伴不服气，把退回的稿子换了个信封，转手要寄给《雨花》杂志，说栾菊杰和文国刚都是南京人，《雨花》也是南京办的，可能会认的。我拿过信封，自己给《雨花》杂志寄了出去。反正也不用贴邮票，就是在信封上剪个三角口嘛。或许，真的会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那一年冬天，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第二年春末的时候，我接到《雨花》杂志的一封电报，要我速去南京改稿。正在上课，学校不准请假，只好熬到放暑假动身去南京。我到南京的那天是清晨，路上行人甚少，只见有一些老人躺在马路边的凉椅上乘凉。刚刚下过一点小雨，地上有些湿润，风很清爽。按照地址找到《雨花》编辑部，站在大门口，怎么看怎么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想了想，是在电影里，这不就是当年蒋介石的总统府吗？心想《雨花》编辑部真会找地方。
接待我的是《雨花》时任主编顾尔镡先生。我知道，他是位著名的剧作家，写过话剧《峥嵘岁月》。他是粉碎“四人帮”后我见到的第一位作家，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面容可亲。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样子，给我印象太深：穿着一条短裤衩，一件和尚领的大背心，摇着一把大蒲扇，和我在街上见到的那些躺在凉椅上乘凉的老人没什么两样。他让编辑先安排我住下，就住在编辑部旁边的招待所里，招待所旁边就是太平天国天王府的西花园，热是热了点儿，风景十分不错。下午，顾尔镡先生来看望，对我说这房间太热，你晚上要是改稿子就到我们编辑部，那里电风扇多，也凉快些，便让编辑给我一把编辑部房门的钥匙。
那年夏天，南京非常热，每天趴在桌子上用两台电风扇一前一后吹着改稿、听顾尔镡先生摇着大蒲扇说些和稿子有关或无关的事情，然后到新街口闲逛、到鸡鸣寺吃小吃或到天王府的西花园散步，这确属我有生以来过得最惬意的日子。它让我不仅学会了文学上的许多东西，更让我感受到由文学的真诚所弥漫起的平和与温馨的氛围。1979年10月，我的这篇在顾尔镡先生指导下修改的报告文学，发表在《雨花》杂志的头条位置上。
那时候，文学是多么的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纯，就像那时没有雾霾、没有酸雨、没有沙尘暴的天空一样，让我呼吸顺畅。都是一些素不相识的编辑，都是沙海淘金一般从自然来稿里选择，没有一点如今见多不怪的机心巧智与人际关系，以及由此编织的蛛网一般的网络。认真、热情、单纯、简单，就像当年我爱用的碳素墨水洇在纸面上一样，黑是黑，白是白，清晰且爽朗。很多作者都曾和我一样拥有过相似的经历，因为我们毕竟身处同一个时代。我分外怀念那一段年月。
有意思的是，我从南京修改《剑之歌》回到家后的第3天，我的儿子出生。如同小鸟啄破蛋壳似的，他睁大了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对于他陌生的世界，和对他对我们一样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