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SARS的“淘大花园”——
非典，港人叫SARS。
2003年3月-4月，一场后来被医学界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的传染病在香港爆发，位于九龙观塘区的“淘大花园”成为重灾区，短短几十天，染病离世的居民人数不断上升，最后多达41位，当时的“淘大”等号后面就是“魔鬼城”、“死亡城”。如今，9年的时间过去了，“淘大花园”是否恢复了生机？经过非典，那里的人们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以上这段黑体文字是2012年香港回归15周年的时候，我在《再访“淘大”》的电视报道中开头的一段“新闻导语”。
2003年非典刚刚爆发，我正在香港采访，当时的“淘大花园”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就查电话、打电话到业主委员会，一位叫蔡碧治的秘书接了电话，然后很热心地协助我。后来我得知这位好心的大姐，在“淘大”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并没有躲避，更没有逃离，而是每天坚持给已经住进医院的病人送汤、送饭，最多时，她一天煲的汤，竟然装满了25个保温桶。
碧姐，后来我就这样称呼她，在我2003年所做《新闻调查——走进“淘大花园”》的时候曾经一边流泪一边低声地对我说：“当时的报纸、电视每天都在报，说‘淘大’今天死了几个、明天又死了几个……”
香港九龙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3月初收治了第一位“毒王”的病人，致使与8A病房接触过的20名医护人员以及住院病人全部感染了SARS，那以后病毒便很快地扩散到了院外。3月26日，香港卫生署证实：淘大花园E座已有5个家庭的7个人发病；28日，感染人数已增加到63人；30日，剧增至213人；而4月15日，“淘大”小区感染了SARS的病人人数已经迅速飙升到321人。万分危急中，特区政府不得不在31日凌晨下达了对淘大花园E座的紧急封楼令，这种情况在香港历史上也实属罕见！
尽管，在SARS之后“恐怖”气氛依然笼罩了这个拥有19座楼盘的小区不短的一段时间，但经历了非典，“淘大人”更懂得了身处困境，大家要彼此团结、守望相助。如果没有非典，我没走进“淘大”，守望相助这个词我在香港就是听过100次，也没有那一次切肤，这种精神本来就是香港人的固身之本，无论何时、遇到了什么糟糕的事情，大家心底都有一根支柱。
2012年，我又找到了碧姐，这次，她脸上的阴霾明显地已经驱散，开始笑着跟我说话了。她说：“今天，‘淘大’和9年前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当年感染了病毒的312位居民，不能说身体一点后遗症没有，但人们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很多人每天游泳，或用其他的方式健身，房价也恢复了，人气也渐渐聚拢了，我当年给你介绍的葛先生你还记得吗？当时他的妻子遭到了不幸，去世前不是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儿吗？温家宝总理来我们‘淘大’看望居民时，也是走进了他的家。”
我说：“记得，记得。孩子早产，按妈妈的希望生了下来。葛先生后来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航星’，就是为了纪念妻子，要让孩子像天上闪烁的星星。”
碧姐说：“对，小航星现在已经是香港三年级的学生了。面对不幸，爸爸经常告诉他：这件事对我们家是一场灾难，但未必不是人生的一种特别的‘财富’。SARS以后，香港人实际上都这样互相鼓励——我们‘淘大人’也咬牙走过了那一段日子，我觉得人都更坚强了、更无畏了……”
没所谓你是哪里的人！
驻外多年，媒体记者、外交官，甚至包括很多留学生，时间一长，大家或许就都会有一点“同感”：那就是不知始从何时，“自己突然就说不清楚自己是哪里人了”。
2010年12月9日，CCTV原有香港记者站升格为亚太中心总部，辖下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心”统一指挥、统一运作。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唐英年先生前来揭牌，仪式后还写了“立足香港、放眼世界”的题词。作为联系人，我也是当时“驻港最老的记者”了，就“腿儿”着去中环取原件，按台里的指示，原件取回要送到北京——永久珍存。
路上，我遇到两个内地的女人。她们向我问路，试着用粤语：“不好意思，请问，置地广场怎么行？”我也用粤语回她们：“哦，建议你们去坐坐前面的叮当车，向西，一路向西，其中就有一站是置地广场，这样你们就可以体验一下香港过百年的老式交通工具啦。”两个女人听懂了我的话，道了谢就走了，身后还甩下一串普通话，余音似烟，飘进了我的耳朵：“嘿，这个香港人，对咱还挺热情，还提建议呢。”我心里一咯噔：“哎呀妈，咱什么时候就成了香港人了？”
2004年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很多内地人想学粤语，同时，很多香港人也想学普通话，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气氛是陌生人走在街上，很容易就自由地交谈起来，而且谁先开口，谁就可以当学生，比如香港人一上来就跟你说普通话，内地人也就没机会跟香港人练粤语。这样内地人便成了免费的老师。反之当然也一样。
我是认认真真地拿着砖头录音机自学了两个月，但粤语太难学了，开始几度都要放弃。只是因为工作，要采访，得和当地的老百姓面对面，所以只有磕磕绊绊地一路坚持下去。没想到转眼几年，街上已经有人把我误以为是当地的local（本地人），哈哈，迟来的鼓励，可以领受，也值得小小的欢欣。
后来还是碧姐很认真地问我：“你是不是香港人，很重要吗？香港就是一座移民的城市。大家都生活在这里，这里也就都是我们的家。”
我第一次听到“谁住在这里，这里就是他的家”。这说法很友善，也很让人舒服。
香港的包容本来就是这座城市的砖瓦，几百年来各地的“移民”就是这样靠“把这里当成家”来一块砖、一块瓦地建设它、爱护它。彼此之间的和平透着一种你不易、我不易，大家在一起都不容易的基础。
我的驻地——跑马地，成和道，这条道上有趟巴士，1路巴士，是我在港10年间用的最多的交通工具。每当上下班的高峰，也都有人在等车，但大家都老老实实地排队，“加塞”的事永远也见不到——男人女人，学生幼童，穿西服的，穿T恤的，每个人都默默地小步往前挪，不会挤，这辆上不去了就等下一辆。因为排队，我总可以掌握准时间，知道差不多。多少人，我总可以上得去，因此就心里踏实，有一种很好很好的感觉——安全感。
咸鱼“赶饭”？
上个世纪80年代，央视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记者站，那时候记者少，住宿、工作便都在一栋楼里，后来兵强马壮了，我们便在铜锣湾新租了办公室，这位置离我们的住地大约只有三站，或坐车,或走路，时间也都差不多，我没急事，一般都会甩开了双腿，不图强身健体，只图能多少减点肚腩。
“早7:30”，这不是指时间，是香港的一份小报，我每天步行上班的路上都能看到，有阿伯、阿婆会守在车站、地铁站和路口随手向人派发（香港类似的免费小报还有好几种）。我手里拿着报，一般昨天发生的新闻，一看标题就能重温一遍，此外报上总有一些漫画、散文、随笔，都用粤语，我便可以轻松地读来，让粤语每日精进。
有一天，我在《am730》上看到这样一则故事，是香港已经奋斗有成、有钱、有地位的一位“大佬”所写，题目叫《咸鱼“赶饭”》。咸鱼无人不晓，在香港，很多菜式都与它有关，什么“咸鱼肉饼”啊、“咸鱼茄子煲”啊，等等，但“赶饭”是什么意思呢？我真不明白。
看完了全文，哦，我领悟了——“赶饭”，是如同我们内地人所指的哪道菜特别能下饭，比如红烧肉、回锅肉等等，而作者的用意在于，眼下香港的日子好了，可人们千万不要忘了香港过去曾经是那样的“穷”！大部分如今已经成功的人，过去的生活都过得很苦、很艰难。因此“咸鱼”便成了那时家家户户“赶饭”的必备菜，被装进了一种有特别意味的记忆盒子里。
“赶饭”的日子，“下饭”的日子，这个提醒似乎久违了，不仅是香港人，还有内地人，全体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时间都不长。香港有“咸鱼”，内地有“雪里蕻”、“豆腐乳”……旧时的光阴里，香港是靠着很多不忘“咸鱼赶饭”的人建立起来的一片繁荣，后来这繁荣还带动了内地，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可是繁荣在手，如果不珍惜，什么时候一下子没了，那就很令人痛心。所以香港人不可以忘本，中国人也都不可以忘本。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时候香港曾被有惊无险了一次，要不是中央政府积极支持、特区政府勇敢担当，加上全体香港人的团结一心、共赴时艰，香港的经济很可能就会被一波巨浪给冲垮，至少会倒退十年、二十年。
因此《咸鱼“赶饭”》的作者最后说：“现在与旧友聚会，我们对其他的菜，都很随便，都可有可无，但‘煎咸鱼’却是不能没有的——几个（过来了的）男人们，臭味相投，是彼此间的默契，也是对昔日贫穷出身的一种凭吊”……
在内地，年轻人奋斗有个梦想叫“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儿子；在香港，年轻人的梦想也有“四仔主义”，这“四仔”就包括了老婆仔、屋仔、车仔、和仔仔。大家都向往好的生活，梦想有，总比没有强，但梦如何实现，路在何方？
我在香港10年，差不多每天都有机会接触社会各界，我体会香港人之所以有力量，第一是务实，第二是肯吃苦，再加上会寻找机会，有什么事能做，眼快、手快，不犹豫、不抱怨、不好高骛远，也不怕一次次的失败。同时还有一条，那就是根本不信天上会有哪块云彩专门为你遮凉，更不指望有一天，天上会掉下来什么大馅饼——专门给你的大馅饼。
我怎么都不会骗你……
在香港，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到了周末，如果不加班，我就换上最舒服的衣服，趿拉着拖鞋，到菜市场（香港叫“街市”）去买菜，然后回来自己做顿“好吃的”或招待朋友。
我先生早我到港工作了多年，十次里有一次可能会跟我一起去挑拣，并帮我拿拿东西，但每一次他都会在我身后嚷嚷：“嘿，嘿，得了，得了，别比了，咱就随便买一点什么就行了！”我不听，女人逛街就是要挑挑拣拣、货比三家，不然买回来一些快断气了的鱼虾、老芥蓝、陈豆腐，我这个“好厨娘”岂不会觉得心里窝囊？
不过，2014年我离开香港调回北京总部，看到内地的菜价也跟我当年在香港的时候差不多了（那时猪肉一斤要三十几，内地才七八块），慢慢地竟想起了香港的种种好处。这“好处”大事不说，咱不做社会学的论文；就说小事，香港的很多小事，让人称赞，令人回味。
香港的写字楼，也就是办公室，职员上厕所都有个习惯，谁去，先从前台取钥匙，用完了再放回原处，一般商业大厦里的厕所都不对外。
内地人对这个开始不太适应，总是忘。我就经常熬到膀胱涨得不行了才肯抬起屁股往厕所里跑，跑到门前突然发现没带钥匙，又跑回来取；有时钥匙倒是没有忘，但方便完之后又总不记得把钥匙放回去，结果弄得别人想再去，又四下里乱找。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有一天我就打定了主意要自己配一把，然后把钥匙和门禁拴在一起，这样我内急的时候就可以“抬屁股就走”，万无一失。于是我就上街去配钥匙。开始在铜锣湾，离我的办公大厦很近。一问店老板，价钱要8汶（8块港币）。我说前不久我在家门口配一把才6汶啊，你怎么比跑马地还贵（跑马地是香港物价差不多最高的地方了）？店老板并不与我抬杠，倒是“哦”了一声：“哦，我搞错了，头先配一把是8汶，现在，现在已经是15汶了！”我说：“怎么，又涨到15汶了？太贵太贵了，我不配了！”我就执意回家，下班后要在我路过的原来跑马地的那家店里再配。结果，晚上我倒真的是去了那家店，但价钱发现也已经不是6汶，随着一段时间物价的提升，这家店早已经涨到25汶了。
嘿！我没配，又没配，心里较上了劲。
决定明天再回铜锣湾。毕竟自己多麻烦一次，10块钱就能省出来。
这样，我第二天又回到了第一家配钥匙的店铺，店老板一抬头，笑了，一定认出了我。他的眼神儿我能懂：“怎么？又回来了？我们家的价格是不是还算便宜？”我没好意思多看他，这一回也没有再讨价还价，心里其实已经在骂自己：“真没劲，挺大的人了，为这10块钱，拿着钥匙已经跑了第三趟！”
故事说到这里已经够丢人的了吧，不想接下来更出人预料：
我不再争执，配钥匙的小老板也就多少有点心生歉意。本来嘛，配一把钥匙15块，他没降价，我又重新杀了回头。他迅速配完，看见我早就把钱（没有零钱啊，只有100汶）拍到了他的柜台上（恨不得早交钱早走人），他在收钱的时候就提醒我：“你可看清楚了，这是人民币啊，不是港纸，都是红红的，样子差不多。当然了，你如果执意要给我人民币，我也没意见，不过这样我就会赚到你15个persent（15%），哈哈，你要自己先想好了……”
我就不计较，15汶就15汶、人民币就人民币吧。
只不过配完了钥匙，我回头想：如果当时，我真的把人民币换成了港纸，我可能会省下那15%的汇率，但商家要是不提醒我，我岂不是压根儿就没发现我掏出来的不是港币，而是人民币？
香港的物价世界最高（在当时），但商家不宰人，一般一件衣物打折的余地也没多少，商量来商量去，半天也就给你免去几块钱的小零头，可20块进价，标100，然后再同意你砍到50，这样的“习惯”，港人也不常用、不喜欢……
她家总有“饺子、炸酱面”！
生活在香港，你基本上总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最好的。
香港人的确有优越感。
但优越是常年积累的，别的地方没有。比如：尽管这里地少人多，尽管地铁也挤，但里面总是干干净净，没有臭味；街道永远水淋淋地像是刚被洗过；垃圾桶个大、到处都是，而且经常被清理，同时，外面的天热，香港的姑娘和小伙子却没有几个会被太阳晒黑，为什么？香港的街面上商店连商店，商店里面可以买卖东西，也可以供行人在里面随便穿梭，所以不必晒，冷气又足。香港的本地人就是这样，总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自己不必被闷热的气候所累、所苦恼。
早些年间（比如1997年回归前），香港人和内地人的关系什么样，我不大清楚。香港历史上有6次大移民，内地人赴港是主要的人口来源。但2004年到2014年这10年，我正好在香港，发现此时很多香港人其实很愿意和内地人交朋友，彼此的语言一旦没有了障碍，大家也就都能说到一起、乐到一处了。
比如“行山”（发二声）。我们都知道香港小，各家各户的住房也都很逼仄（一般50平方米的两居室住着老少三代也是常事），但香港紧贴着城市，都有很多很多的“行山径”，专供人们爬山健步，这个资源香港开发得特别丰富，处处行山的地方也都有地标“指示牌”，意思是如果有人涉险，按地标打电话，直升机就很容易在最快的时间把你找到。
还有烧烤。香港的一些公园设有专门的烧烤场地，都想不到政府会为市民打造得有多么的方便，不仅一小块平地给你事先辟好、炉灶先砌好，木头桌、木头凳也都准备了出来。这些设施不仅是公共的、免费的，而且时时会有人来维护与更新。因此周末香港人举家（或和朋友一起），除了在酒楼饮早茶，到九龙、新界的200多处“离岛”去坐游船，更多的就是相约到山里来烧烤。
我在香港的时候也经常效仿港人，特别是有内地的朋友来，往往不一定非要带他们去时代广场、湾仔、中环，更会安排他们去离岛或进山，让内地朋友也见识见识意想不到的香港——印象里的“弹丸之地”，却原来竟有如此浪漫的蓝色与辽阔！
交往得多了，香港本地朋友也都跟我不客气，他们知道我爱做饭，就经常提出要来我家一饱口福——炸酱面，还有北方的饺子。我作为主人，当然很荣幸。但作为北京人，家有来客，只做做水饺、炸酱面，那便显得有点“小儿科”。
不过，在香港你说做顿简单的水饺、炸酱面，那容易吗？
还真不容易。
主要是难在食材。香港没有黄酱，也没有北方的面。他们的面粉没有劲，经不住擀皮，原本主要是用来做面包、糕点的。因此在香港要做一次炸酱面和饺子，黄酱我得从北京带，面粉要从深圳进，我和先生、女儿就一趟趟地经过罗湖口岸往香港这边“背面”，一口袋十斤或十五斤，很重，但为了捍卫北京炸酱面和饺子的尊严，我们也就不厌其烦，回报全在于，当香港的朋友不住地吃、不住地真诚赞美的时候，那辛苦就都值了，都值了……
小谢，永远都不会走远……
2010年的圣诞节是西方人的节日，中西融合的香港本来也应该和往年一样，贺卡、圣诞树，火鸡、礼物，狂欢、平安夜，又热闹一次。但这一年的香港不同，数月前的菲律宾劫持香港人质事件，让很多人心中还有痛，他们受不了欢乐的气氛，我也就偏偏在这一天，白天被邀请上门去对事件受害者的家属做一场电视专访。
“小谢”谢廷骏是8月23日发生在马尼拉街头人质事件中香港旅游团的领队，这次的绑匪门多萨要求政府给他这个退役的警察复职，他劫持了香港旅游大巴，最后造成22名游客中8死6伤的惨剧。
在事发当日，由于小谢的机智和勇敢，他第一个把信息传回了香港，港人这才知道自己的同胞在菲律宾出事了。在与绑匪长达11个小时的周旋中，小谢恪尽职守，努力保护游客，最后竟被门多萨当作“人肉盾牌”，绑在了旅游大巴的车门上，第一个被劫匪残忍地杀害……
香港人的心都碎了。
上午10:30，我和摄像提前来到了谢家，谢妈妈开的门，没有哭，情绪还好。我松了一口气。家里备了茶和鲜果。谢爸爸和两个儿子、小儿媳妇也都在场。小谢出事后，谢妈妈还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电视媒体的访问，这次答应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我们彼此都觉得双方心头有了一份特别的友好与信任。
接到通知的头一天晚上，我其实很揪心——眼前立刻回闪出事情发生后的8月底，香港接灵回来时的那个夜晚，谢妈妈在机场扶棺痛哭，那场面，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无法再忍住眼泪——
“谢妈妈，谢谢您同意接受我的采访。那么我想问：现在这件事已经过去4个月了，您心里是不是平静了一些？还想儿子吗？”见面后，我说出了第一个很艰难的问题——“还想儿子吗？”谢妈妈答了半句，说：“现在还好”，但紧跟着，又泪如雨下。
我说：“想儿子的时候会怎样，您能做点什么事情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这是我事先预备好的问题，目的是不想让谢妈妈过于悲伤。
谢妈妈说：“没办法，我就知道坐在这儿”，她指指屁股底下的沙发，“想儿子了就哭，就坐在这哭。哭了，心里就舒服一点……”
在谢家，因为小谢在生前是一直跟着父母一起生活的，窄小的政府公屋，房间里我能看到到处都有小谢留下来的痕迹，比如一个洗衣机，是他生前用过的，包了塑料布，机身上有8个数字，写在一张A4纸上，那是小谢生前使用过的香港手机的号码。这部手机，门多萨刚一发现，就一拳打了过去，然后抢走，至今在哪里？谢妈妈说，“应该还在菲律宾警方的手中。”
我又问：“谢妈妈，在香港人的眼里，小谢是一位英雄，人人都称道他；在您心里，他是怎样的一个儿子？他孝顺父母吗？平时最爱做什么？什么事让您最思念、最割舍不下？”
谢妈妈说：“马莎（小谢的英文名字）哪儿都好，对工作负责，对爸妈孝顺，又很爱说话，外面做了什么事都回家里来跟我说，还爱做公益事业，总想帮到更多的人……”
9月5日，离出事才十几天，小谢出殡，“妈妈哭得最厉害，因为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谢兄（小谢的哥哥谢志坚）对我说，“那时候，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都还没有平复。”
“现在呢？”我转向问谢兄，“现在你们一家人的状态都好一些了？”
谢兄说：“这件事，别说妈妈，就是我们大家，什么时候提起，大家也都很难过。只不过弟弟活着的时候，一向乐观，那我们全家也就不能只是聚在一起哭，我们也要改变，要做事，做一些尽量让自己开心的事……”
《狮子山下》，如同香港的“城歌”，这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因为剧情抒写了香港草根阶层的挣扎与苦斗，从1973年一直播到1994年，整整21年，早已为香港千家万户的老百姓所熟悉。
那天采访结束，不知为什么，一走出小谢的家，我满脑子就都是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
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小谢的妈妈最后跟我说：“生活还要继续，我儿子是做了他应该做的，我们心里都为他骄傲。那我呢，也不要总被他挂着，总要让他放心，对吧？”
多好的香港妈妈啊，多好啊——小谢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