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时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从事机要密码、电报工作。我在正式参军前，即在胶东故乡解放区一面读书，一面投入了义无反顾的革命活动。1947年春，我参加了当时在部分解放区秘密试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作为“少年儿童宣传队”的一员，随本县支前大军两赴前方支前劳军，经受战火的熏陶和历练。四年前，我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写过一首题为《战争中没有“小孩”》的短诗，就是当时的切身感受。

我的思想政治信仰就是在战争环境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党的教育，部队首长、地方干部、农村老党员、老师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我的激励、呵护与期望，那种真诚、纯朴、平等、公正，令人深切感动的情景数十年也未淡化，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在我上初小的那个时候，本乡那一带还在日伪压榨之下，我和我的家庭受尽了财主、恶霸以及恶少们的欺凌，正是八路军的“信风”吹临，才使我抬起头来看到了光明，获得了新生。这种巨大而鲜明的人生反差，使我心灵中萌生的感恩意识至深，如《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拯救了我》《一个夜晚跨越了一个时代》《良性的感觉就是恩》等，都是这些历史记忆与情感经验的诗文记录。“记忆没有距离，良心忠于历史”，这两句痛彻心扉的话我始终铭记于心。

在机要部门忘我的工作就是对革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感恩与回报。新中国诞生之初那几年，工作异常忙碌，经常是日夜“连轴转”。过于劳累以至吐血，还不想叫领导看见，自己悄悄用煤灰遮盖，只恐被迫去休养。不是说“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嘛。在那年月，我这种似乎有点幼稚的想法与做法其实很正常。

1956年，我响应当时国务院的号召报考大学，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了5年，弥补了因过小参军而学业不足的缺憾。在中文系，我也开始圆自小喜爱文学的梦，在大学期间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作品，并出版了三本文学传记，其内容仍与我的红色“基因”有关。由于“基因”，由于阅历，在我此后若干年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红色诗文不可能不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共和国六十华诞前夕，我出版了诗集《走向天安门》，力图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与意象营造上有新的创造和突破。2012年，我在此基础上发展扩充，将抗美援朝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英烈壮举纳入文学视野，出版了《石英红诗选》。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前夕，又结集出版了收录70篇散文的《历史的红色纹理》，其中多数篇章为近年来的新作。

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到耄耋之年，数十年间我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但回首以往，又觉得对国家和人民的回报还很有限。今后我将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竭尽绵薄之力，愿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生命历程同步，老而不凋仍能有所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