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当年所谓“生在红旗下”那辈人中的一个，虽不是共和国同龄人，却也差不多可称与共和国同行。可以说，这个年龄段的作家都是新中国文学70年岁月的历史见证者。

1979年的时候，我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转眼又过去40年。这40年里，除了从我工作、生活的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外，还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参与了这一历程。为此我倍感荣幸，但最难忘却的还是新中国文学早年的蓬勃给我的滋养。

记得自己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铁道游击队》，算来是在1962年，我读小学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这部长篇小说首发于1954年，1956年由该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其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风靡全国。有一天我在小学图书馆里发现了这本书，向管理员提出借阅。管理员看我个子小，听说只是二年级鼻涕虫，他面露怀疑，问我能看得懂吗？我坚称自己可以。管理员告诉我，按照规定，必须在一星期内还回这本书。我表示没有问题，终于为自己借到了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记得那本书似乎有近600页，当时我告诉自己如果每天能读100页，就肯定能把书读完。于是便按这个目标努力。当时我认识的汉字或许还不上千，这本长篇小说里的生字很多，于我好比一个个坑，掉下去就上不来。我采取迂回方式，遇坑则绕，或者凭上下文去硬猜其意，跌跌撞撞、坑坑洼洼，居然在规定时间内把整本书啃了下来，读出了意思，觉得特别过瘾，特别有成就感，比看电影还带劲。这次阅读除了让我格外钦佩那些能在奔驰的火车上飞身上下的八路军英雄好汉，朦朦胧胧还初步有了某种民族国家意识。这部长篇小说还让我从此记住了一个名词，那就是“作者”。此前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通常会有的阅读经历，读过一些童话书、小人书和儿童杂志。无论读什么，我都是一下子陷进故事，从来无视作者署名，不在意故事是谁写的。直到读这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依然还是这种习惯。当时我到处向人宣布自己读过《铁道游击队》，不是小人书，是大本书。有一个大人问我：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我顿时语塞，无言以对。后来我特地到学校图书馆再去找那本书，从此记住了“刘知侠”三个字，也知道了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作者，他应当和他写的故事一起被记住。

这本书开启了我的长篇小说阅读之旅。不久以后，我又找到了一个比图书馆更方便、快捷、宽容的小说阅读渠道。我到一位同学家里玩，意外发现他家的书柜里竟有众多长篇小说，一本本排了几书架。《红日》《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红岩》《苦菜花》等等，听说过的书应有尽有。同学的父亲是当地一家国有企业掌门人，似乎没听说他喜欢看小说，他有两儿一女，或许他买这些书是想让他们去读，期待未来家里也出个作家？相比起来，我父亲也有一个大书柜，书也很多，主要是政治理论类，文学书也不少，基本上是历代诗词，当时我不感兴趣。我的同学和他父母、兄妹都非常慷慨，允许我将他们家的书柜视同己有，随时可以拿书，没还回来也从不催讨。短短一两年，那书柜几乎被我搬空，其中有许多被我读过之后又拿去与其他同学换书读，从一手转到另一手，直至不知所终。后来每想起这些，我心里还很内疚，同时又非常感激，因为我几乎借此读尽了当时出版的最好的那一批中国当代小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新中国文学七十年早期的那些经典之作。

随着时代与生活的变迁和自己写作经验的积累，在后来的岁月里，我读了古今中外很多小说，阅读面得以拓展，才敢自称有所见证。有趣的是，尽管后来读得多，有不少体会，会为新鲜的表现拍手，为独到的作品折服，有所领悟也有所借鉴，但是平心而论，对我影响最大的依然是少年时就深深铭刻于心的那些作品、人物和故事理念。以至于如今自己写小说时还会突然发现，笔下某个人物似乎有记忆中某个小说人物的影子，环境虽大不相同，气质与精神却相通。我把这理解为时代与人生的烙印，亦是新中国文学经典给我的滋养，早已悄然融于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