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场当过“知识青年”。其实我们应该算是“没有多少知识的青年”。那时的我们，年纪也都几乎只是前面的脚刚跨进18岁，后面的脚还在17岁。我们这些没有多少知识的人被喊成“知识青年”，心里还是有一些光荣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没有知识。

我们每天都好好劳动。可是如果只是劳动，没有书籍阅读和学习，那么那一点儿的光荣知识很快就会不见了，然后变得越来越没有知识。所以，我在的农场砖瓦厂，就依然像学校一样，建了小图书馆，路边还竖起橱窗，让我们有书阅读，也可以写了文章贴在里面，让别人读到。我就写了散文贴在橱窗里，然后站在远处偷偷看有没有人看我写的散文，不管是女生看，还是男生看，只要有人看，心里就喜悦，就觉得自己有水平，那时的光荣感真是很容易产生，“虚荣”得非常精神和浪漫，那时的心里装着的都是浪漫主义，而非物质主义。

后来，上海的文学杂志编辑到农场来寻找知识青年中的文学创作，就把我贴在橱窗里的散文揭下拿去发表，他们揭下的时候我站在旁边，他们说：“这篇不错，我们带走！”然后他们就走了，没有喝一口水。那两个编辑一个姓朱，一个姓刘，也都是青年，很有才华，是新诞生的诗人和剧作家。

散文被放在一本书的首篇，收到寄来的那本书是在5月4日青年节，我独自庆祝，到河对面的农民家里买了一斤新鲜豌豆，几个鸡蛋，向别的知青借了一个煤油炉和一口小锅，豌豆炒鸡蛋，绿的和黄的，清清爽爽，吃完了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的散文发表了。信的最后照例是那个年月的很不散文的严肃和正经：此致、敬礼。和自己的妈妈此致敬礼。

那个年代，文学是低落的，但是，文学依然还是在人的心里。农场的管理者，他们也不是只知道水稻和棉花，所以，也不知道是谁，就邀请了作家来给喜欢文学的知识青年讲课。场部通知我，下午去听，我就兴冲冲地去，沿着大堤走，一个多小时到达。

在一个草棚棚里，坐着一个女作家，她真是天底下最像作家的女作家。怎么会那么端庄、优雅，一副眼镜被她戴着，满脸神情里全是知识和修养，穿着最普通的布衣服、布鞋，好像是我后来在电影中看见的延安鲁院的女性，因为革命，因为人生激情，不在城市，来到乡下和山里。

当时只有四五个知青，那个年月，文学毕竟不容易风起云涌，她请我们坐下，指指窗外的西面，说：“我在新闻出版干校，农场让我来和大家谈谈文学创作。”我便油然觉得神圣、美好了，“文学创作”几个字像是抓牢了我要飞起来，兴奋得有踏云之感，好像被人领着要迈进一个异常高级的疆域和境界，之前自己的幼稚写作和发表，都属于无师而行，现在听见“文学创作”4个字，对于我完全超出了一个词语的意义，意味着一种正式和名堂。我后来作为一个文学教授和作家，每当我对想写作的学生和爱好者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也总是能从他们的眼神和呼吸中看出、听出我自己当时的兴奋悸动。

那时上海的很多干校都在我们农场，文化干校在我所在砖瓦厂对面，隔一条河，巴金等先生们都在那里。新闻出版干校在我们的西面，《文汇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的记者、编辑们在那儿学习和劳动。

女作家介绍了自己，在当时幼稚的我们面前，她的名字是陌生的，而后来，才知道了她的有名和重要。她还是最有名的《新民晚报》的副总编。我从初一开始，每天放学，经过邮局，都会买一份《新民晚报》。

我是后来才知道她的有名和重要。

我总是愿意想起当时的情形，想起她婉婉的上海普通话的明明白白的表达，明明白白地说文学。我现在已经不能逐字逐语、逐句逐段地想起她当时说的话了。可我永远都会记得她站起来，走到窗口的情景。草棚棚也是有窗口的，窗外是农场场部，四处长满了田箐，它是一种改良盐碱地的植物，在盐碱地的海滨农场，它也算是一种绿化，是生命的活力和希望，农场指望着它把白花花的盐碱消除去，多打粮食，多种棉花。

还可以看见中心河，它很清澈，一直往东而流，经过我所在的砖瓦厂，我们烧制出的红砖红瓦，被一只只的水泥船运走，送到农场的四处，所有连队新盖起的红色房子都来自我们砖瓦厂青年的一日三班，一年四季。

副总编女作家问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站在这里看得见什么呢？”

我们几个人像小学生一样轮番、交替地回答：

田箐、河水、田野、大堤、连队宿舍、拖拉机、天空、云彩、麻雀……我们觉得应该看见的我们都已经看见了。

她婉婉又优美地说，你们再朝更远的地方看。新筑起的海堤，新海堤之外，更新的海堤很快又会出现。农场就是这样一点点被围垦了出来，向着远处伸去，更广阔，我们不是说，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所以你们还能看见什么呢？

我们还能看见什么呢？

我们看着她，只能等着她告诉我们。她说，她还看见了更远的海滩上的新的脚印，又有人在往前走去，他们的脚印曾经留在我们现在站立的这个地方，现在又到了远处。农场的广阔和收获都是他们的脚印带来的。她说：“写作文学，要看得见‘脚印’。”

那一刻我听得沉默而澎湃。她说的真是一个很基本的原理，可是对于幼稚的我，那一刻却烟花绽放。能够知道，怎么把最基本的文学道理、生命敏感说给幼稚的人听，让他们瞬间地明白，走出“窗口”，往远处行走起来，难道不是一种很高的水平吗？后来我阅读的许多原理著作和文学作品，它们是我文学路上的添柴和蓄油，是我一直没有停下的“自动发条”，安装在我的文学劳力士和浪琴里，但是那次窗口女作家的简单、明了，却是一次真正重要的幕启，是我们上海从前的那个有名的长宁电影院里开映时的钟声，“当”“当”“当”——黑暗中红帷幕徐徐拉开了，银幕亮了，故事在那一块白幕布上开始。

白幕布上的故事在放映室窗口射出的那一道光里，我小时候一直奇怪，那一道射来的光没有字、没有画面、没有人的声音，可是一落到幕布上，立刻就有声有色、有哭有笑。我后来当过作家，也当过教授，我的一些学生也便是由此成为了作家，在中国的儿童文学里，我的确是培养出了一些作家的教授，因为我比较会把那一束光打射到白幕布上。

后来，我又遇到过那位女作家，我对她说起草棚棚里的那个下午，问她记得起来吗？她说：“记得起来。”后来有一次，我在大学主持一个文学讨论会，已经老了的她被别人扶着走进了讨论会的小会场，她问我：“我可以进来听听吗？”我吃惊得差点哭起来，喊着：“是你啊！”

在场参加讨论的都是年轻的研究生们，很多是我的学生，我扶着她坐下，然后告诉他们上面的故事，我对他们说：“她是我的第一个真正的文学老师，我们一起向她致敬吧！”

我的这个站在草棚棚窗口授课的文学老师，现在还健康地生活着，已经离100岁很近了。她一定会婉婉地跨入的，因为她一定依然还戴着一副动人的眼镜，因为她每一天还站在她家的窗口看着这个世界的脚印，她都看得清清楚楚，深情动人。她叫欧阳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