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命定的，一个还不会坐、只能躺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儿，一出生便与新中国一同站起来了，这不能不给我打上终生的胎记。
命定的，母亲把我生在与鲁迅先生极为赞赏的女作家萧红故乡呼兰隔河相望的巴彦。
命定的，少年时代最令我惧怕却在我故乡小镇上当中学教师的父亲，让我知道隔河相望的呼兰出了个女作家萧红。所以，也就命定了，永远31岁的女作家萧红和永远54岁的鲁迅先生，相映生辉，成了我青年时代崇拜的文学榜样，不能不感谢我惧过恨过的父亲。当然，更加命定了，一生都没法让我改变对鲁迅先生赞美有加，却对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稍逊风骚的唐宗宋祖瞧不起的诗人领袖毛泽东的敬仰。
这些命定，我无法改变，我也没产生过要改变的愿望。庆幸，我能和新中国同龄。
50多岁那年，我写过一篇散文《我的粮食关系》，说了说新中国如何以食为天，解决吃饭问题，让多数人过上温饱生活。过了60，我却返老还童，写了篇《童年伴我一生》，说了说少年时代的成长情况。今年，该说说，在我而立之年便自己选定了的文学之路，是如何与新中国同甘共苦走到今天的。
二
也是命定的，18岁那年，尚在学校眼巴巴盼望考大学的高中生，我却意外被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录取，投笔从戎了。但是，从戎却没投掉笔。当然，这意外也含有必然的因素。高二那年，我就曾与10多名同学结伴，利用无事可做的假期向解放军学习，身背行囊，从滴水成冰的黑龙江老家出发，顶风冒雪，不走大道抄小路，徒步40余天，行程4000多里，一步步走到北京。每天，解放军那种斜背的小小挎包里，竟然塞了两本厚厚的大书（我们老家那儿的青年都把小学生看的连环画册叫小书，而把大人读的厚本子书叫大书）。我挎包塞的两本大书，一本是长篇传记《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另一本是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我从小喜爱读文学书，《水浒传》《三国演义》《杨家将》《一代风流》《战斗里成长》《风云初记》《三家巷》《苦斗》及苏俄一些文学大师及其他外国作家的一些代表作大书。我们一群徒步于冰天雪地的高中生，一路严格按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自己，不管吃住到谁家，都分两不差交够粮票和伙食费，也不管多累，走前都要把房东的水缸挑满，院子扫净，偶尔吃了特做的一碗病号饭，一定要多交点伙食费。后来伙食费和粮票用光了，便签名盖章加按手印打欠条，返校后一一寄还。说来简直如神差鬼使，假期一结束，我们等待升大学的80多名高中生，竟意外被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录取了。这在当年，并不亚于考上名牌大学。于是我投笔从戎，成了黄海前哨守备部队炮兵团一名侦察兵战士。
我以为，既已从戎必得投笔了。文学梦和文学书一并投掉，全心全意当起侦察兵来。我们炮兵连侦察兵，任务是运用计算器，迅速将打击目标方位和射程计算精确，所以我每天的任务，是摆弄计算盘，练精数学计算功夫。而我这个一直钟情文学的数学低能儿，年终却因计算业务评上五好战士，还成为侦察班长，我以为文学梦再无法死灰复燃。没想到，第二年炮兵团受命参加驻地城市国庆大游行，我们炮兵方队所到之处赢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使我看开国大典黑白片时燃起的激情突然复发，一首小诗油然在心底生成，并很快在该市报纸副刊发表了。更没想到，我一年多计算的苦功夫白练了。团政治处一个电话把我调到宣传股报道组，被破格提拔为新闻宣传干部，手中的计算器，忽然变成天天在稿纸上勾来画去的钢笔，我的投笔从戎，又变回从戎并没投掉笔。师里每个季度都要评比通报各团发表稿件数量。炮兵团人员最少，任我如何挠头苦思，也无法名列前茅，我不得不从自己那首意外成功的小诗悟出新思路：新闻稿不够，诗歌散文凑。我重操在校办文学小报时的旧业，把全团驻地新人新事新气象等等，对应新闻、诗歌、散文、随笔诸文体一并写来，发稿量在全师很快名列前茅。可是守备区又批评强调，不能以文学作品充新闻宣传稿件，如此我便无法名列前茅了。忽然一天，我们这个千军万马驻守海防前线的多兵种守备师，一夜之间，官兵一律全副武装钻进“闷罐”，坦克、大炮、汽车统统爬上列车，向遥远而奇寒的北方前线开去，目的地正是当年日本侵略军占据过的战略要冲，苏联红军也是从这一战线进入中国的。而我们调往该地之时，珍宝岛自卫争夺战刚结束。步兵、炮兵、坦克兵、以及骑兵、通信兵、运输兵诸团队组合的多兵种守备师调防，任务有多急难险重，可想而知。新驻防区多是蒙古族居民，语言、交通、生存、训练，安营扎寨，衣食住行，样样从零开始。皮帽子、皮大衣、皮手闷子、皮大头鞋，甚至皮裤子，与战争年代比，只差炮火纷飞啦。我们宣传股住的是空弃多年的破房子，晚上合衣睡在没席子，也没法生火的土炕上，做饭的柴草都得大家蹚雪上山去捡。春天冰雪刚化，各团队就开始自己动手建造营房。没有菜吃，啃咸菜，喝酱油汤，空酱油瓶装上凉水算是上好饮料了。有次我背着行李，徒步到较远的一个连队去采访，途中渴急眼了，手捧车辙里的浑水，喝得嗓子生疼。晚上住在连队刚封顶的泥屋拉起了肚子，起夜时正好发现，我靠着的湿间壁墙眼看要倒了，不由得怀着对坏我肚子的脏水的分外感激，喊醒正鼾声四起的战友。第二天重新砌好那堵倒墙，我又继续躺在墙下构思要写的稿件。我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心理习惯，就是那时和大家共同养成的。怕苦怕死，甚至沾了一丝怕累的评语，谁都觉得羞耻，连所写稿件内容没亲身参与，也觉惭愧。大兴安岭山谷多少崎岖小路，科尔沁草原多少草屋村庄，留下全师官兵多少无法计算的足迹啊。冬天的雪地露营，夏天的长途拉练，甚至每个连、营、团的春种秋收，无不凝结着与蒙族兄弟的鱼水情谊。那时，全师的共同口号是：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被师首长概括为“四边”思想。落实到我，便成了“以笔为枪，准备打仗”。我自觉地围绕这一主题琢磨文章。我几乎成了兴安岭大山谷中的铁道游击队员：稿件从邮局正常寄往报社，要一周时间，而“时刻准备打仗”要求的我，重要稿件都得赶点往火车站跑，托付车上的军人或列车员带邮，更重要的则要千里迢迢送往报社。我曾在“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风雪之夜，抓住已开动的列车门把手，在车厢外吊了很长一站路，险些冻伤。有回我刚从火车站找人代捎稿件回来，团长同志拿起一张刚到的《解放军报》问我，这是你写的？我一看，是副刊版发表了署我笔名的散文《第一组照片》。我点头，他又翻到头版让我看，头条竟是通栏大标题转载的《人民日报》要论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天哪，这不是全国停滞数年的文艺创作，又被党中央重新提出，并号召大力发展了吗？团长拍拍我的肩说，你行啊！不久我又发现，属我笔名的那篇散文《第一组照片》被多家报刊转载，还被向国外发行的《中国文学》和某省中学语文课本选用。从此，我命运方向迅速向自己热爱的文学之路转折。各大军区迅速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我成了既是被顺藤摸到的青瓜，也是甘愿投入的涩果。历时好几十天的创作学习班结束后，我接连在停办数年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乌兰哈达》《流水清清》等反映我们团生活的散文和小说，而且破天荒都署了真名，这在全军都不是小事。需知，全国所有文艺期刊统统停办了有几年了。《解放军文艺》忽然率先复刊，而我是个无名鼠辈，能署真名接连刊发作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不仅没受批评，还先后被调到省军区和大军区文艺创作部门，名正言顺地成了“文学作者”。这一称呼，简直不亚于20年后正式获评一级作家职称。
三
随之而来，我的苦闷期也到了。越是真正深入生活，越是多读中外文学名著，越是发自内心有独到思考的作品，反而越难以发表了。那苦闷是难以言说的，甚至有领导和朋友认为，我是不是骄傲自满，不求进取，或江郎才尽啦？恰值这期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真理标准大讨论等风雷激荡的思想解放运动相继发生，我的苦闷和抑郁，随之烟消云散。新创作的几篇小说《小杨和他的三个熟人》《新兵老贺尝到的滋味》等相继问世，使我成为重新恢复的省作家协会会员。这一新名分，比之“文学作者”，于我有点类似刚入伍时团员变党员那般欣喜。随后，我有幸作为全军最年轻的代表，出席了中国文艺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会间，那本并不精致的代表名册，令我如获至宝。册中许多我久闻其名并熟读其书的著名作家们，竟会与我一同走进人民大会堂。茅盾、巴金、曹禺、丁玲、贺敬之、刘白羽、艾青、柳青、欧阳山、茹志娟、孙犁、王蒙、邓友梅……尤其同在解放军代表团的徐怀中、李瑛、魏巍、白桦、王愿坚……目睹到他们的尊容，个个都熠熠生辉。
会后我一趟趟深入漫漫东北边防线，甚至骑自行车走遍黑龙江、乌苏里江沿线每个守备连队。眼光变了，眼中的英雄形象也换了。那种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只知埋头拉车走旧路，不会抬头寻新路，别人开出新路还要顽固反对的左牛形象，令我憎恶，由此写出一批新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雪国热闹镇》，其主人公是个特殊情况下，宁被误解越境叛逃，也敢深夜潜入敌国，仍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事，以物换奶，救活初生无奶而濒于死亡的婴儿，自己却被送进劳教所反省改造受处分的无私开放的崭新战士形象。该作曾被数家刊物退稿，后被《解放军文艺》推出，很快在文学界引起反响，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乘兴又以回老部队代职体验生活的新素材，写出与以往有脱胎换骨意义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赞美武装集团中的官兵人格平等，而不靠绝对的下级服从上级铁律维护战斗力，进而激发出的比枪声更震撼心灵的人性力量，因而又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八一电影厂拍成同名电影，获全国优秀故事片奖。感谢伟大的改革开放，使我一年内的两部作品，连续荣获当时的全国最高文学奖，并因此被推荐考入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就读两年半。
在学期间，联系自己文学观念的薄弱环节和生活积累的长处，又读了一批外国文学名著，及现代派、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的作品，把自己以往的创作观念，与这些外来的新观念尽量融合。还利用假期奔赴老山前线，在猫耳洞和战壕过春节，冒着炮火深入战区生活，写出小说《秋声》《违约公布的日记》《雾里一团烟》。还深入新疆和甘肃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熟悉从事核武器研究试验的军人科学家们的生活，写出《九号半记》《崎岖的小路》《遥远的绿叶》等作品。鲁院毕业后，全班同学集体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就读，我因读鲁院前已取得辽宁大学中文系学历文凭，便退学回沈阳军区创作室当专业作家。
几年地方大学的读书生活，反而使我更加热爱部队生活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又创作出一批中篇小说，如《黄豆生北国》《船的陆地》《因为无雪》《三角形太阳》《黑土地》《一江黑水向东流》《我的大学》《妻子请来的客人》等。我还特别申请回到老部队，代职师政治部主任，并创作出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绿色青春期》，获当代青年喜爱的优秀图书奖、首届东北文学奖等。再后来，因工作需要，我被地方党委商调，转业到省作家协会。24年的军旅情怀，任我转到哪里也无法磨灭。我又以数年地方生活的切身体验，以转业干部为主人公，创作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不悔录》，获曹雪芹长篇小说奖。可以说，我的多数作品都与我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
四
退休后，我发挥曾经的军旅生活优势，以著名东北抗日将领邓铁梅为主人公，创作了长篇传记小说《雪国铁梅》，在《中国作家》发表。又以备受鲁迅先生推崇、我也特别喜爱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为主人公，写出长篇传记小说《儒林怪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外，追随时代脚步，还写下四五十万字散文作品，包括《父亲祭》《感谢跳舞》《献给母亲的花》《一次遗憾》《丝绸路上的少女》《巴彦雪》等。
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创作，我一向遵循的原则是：要我写，我要写，要写我。解释一下便是：既是时代要我写的，也是我自己由衷要写的，并且要写我亲身经历或熟悉了的。进一步解释一下则是：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自己。
以上感想所提及的400多万字文学作品，既是我文学之路上的一串浅浅脚印，也算我献给同龄共和国的一份薄薄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