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贺《文艺报》创刊70周年的时候，很自然想起老主编冯牧同志。他离去已有24年，今年还是他冥诞百岁，因此更让人感怀。如果他还健在，一定又会和大家欢聚一起开怀笑谈《文艺报》走过的艰辛之路，不仅使我们受到教益，还因为他的谈锋睿智，成为一种享受。

1978年《文艺报》复刊初始，我就在冯牧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交往了17年，直到他去世。他很有点与众不同，他不摆架子，不说套话空话，更不居高临下。我总觉得他既是领导又是同志，既像老师更像朋友，既是前辈更像是兄长。

他主编《文艺报》7年，我们没有给他置备一个办公桌，更不必说什么单独的办公室了。当时条件比较差，编辑部设在简易的防震棚，只有几间简陋的房间。他来编辑部要不坐在总编室的破沙发上谈事聊天，要不在空着的别人的办公桌上看稿，从不计较。

有一个时期，他连续被文化部、文联，当然还有作协等许多单位委以重任。早上他到办公室来时就会笑眯眯地站在我们的桌边说：“我又多了一个头衔……”他像是觉得挺好玩似的。有时一早来了就笑着对我们说：“啊！昨晚我看了一篇小说，真好！”于是就讲开了怎么好怎么好。他那种高兴的样子就像小孩得了什么好东西畅怀开心。

有时，他的率真使人惊讶。有一次复旦大学有一位教授朋友对我说：他们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议，一大帮人去到冯牧房间里看望他。他对那些素昧平生的教授们毫不见外，像老朋友一样，无论谈社会时政还是文学创作坦率诚恳，觉得他是那么信任他们，对陌生人毫无戒备之心。那位教授为此感慨地说很少见这样平易亲切的领导。但是这样的率直也曾使他吃尽苦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就因为私下议论咒骂林彪、江青，被人告密而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文化大革命后，有一次他在一个会议上讲话，还是被人家打了小报告，上面的领导虽与他曾是极熟的老朋友，但还是往上报告了更高的大领导。大领导不高兴了，说这样的人不能当领导。幸亏后来因各种原因不了了之。

我还听到过一个段子。“文革”后作协恢复活动不久，很多老作协的人员纷纷归队。有一个“文革”时在牛棚里殴打过冯牧的人，也去找冯牧要求帮助安排工作，冯牧也给他办了。我在一次会上，听张光年谈起此事，笑呵呵地喟叹说：“冯牧同志不念旧恶，当然很好啦！但是不是有点宽大无边呢！真是个好好先生啊！”他就是这样对任何人都怀着善意和信任。

他对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付出极大的精力去支持、帮助他们。他牺牲自己的写作时间看大量的新作，收到新出版的杂志常常看到深夜，第二天就很兴奋地向我们推荐。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听说北京的一些青年作家都跑到他那里去，想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他家里几乎天天高朋满座，但从不听说他对这类事嫌烦。有时我去他那里汇报工作，或送校样给他终审，看到他家里总是川流不息地来人、来电话。我对他说的话常常因此被打断，要分好几次才能说完。无论是50年代优秀的云南作家群的出现，还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大批新老作家的涌现，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贡献。这已是文学界熟知的事了。

冯牧的散文文采斐然，情真意切而为人们推崇，特别是写云南的作品；他的大量评论文章同样也是文情并茂，闪烁着真知灼见，为人们喜爱。我还认为，冯牧最重要的贡献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他是文学界勇敢的先行者，站在汹涌澎湃的潮流前沿；特别是他和陈荒煤、孔罗荪等前辈们并肩合作，为反思历史、改革开放大声疾呼；率领文学界一大批年轻的作家评论家编辑，推动文学创作新的发展；他组织许多重要会议活动，到各处演讲，写文章，编刊物，真的是热火朝天，不知疲倦。诸如大家知道的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中写作打成毒草作品的作家平反雪冤；把被看成“黑八论”的文艺思想颠倒过来；把长久以来现代个人迷信制造的种种极左教条束缚下假大空的文学艺术重新回归到文学本体；倡导写真实的现实主义；特别是不遗余力地热情支持和赞扬那些表现人民的心声和命运的作品；发现和推出那些刚刚冒尖的有才情的青年作者，这些工作，冯牧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人们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气氛和环境，事实上那时也有斗争，也很艰难，也很复杂，也有很大的阻力和压力。但是上下呼应齐心，还是披荆斩棘往前走了。冯牧为新时期文学的大发展确实殚精竭虑，全身心投入其中，作出了巨大卓越的贡献，我相信一定会占有重要的历史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