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时节，黄花灿烂，江水东流，两千年中华大地，龙脉相继，换了人间。作为爱国主义的不朽先驱，屈原的名字至于今日依然熠熠生辉，赢得后人怀念。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国家官员，更重要的因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热爱自己人民、热爱正义事业，敢于与邪恶作斗争，从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勇于以身殉国的斗士！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屈原》。我将历史上的屈原与我心中的屈原融为一体，他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他的人格魅力成了我写作的动力。他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是他对爱国理念的抒发，是他的爱国理念不能实现的悲愤的鸣啸与抗争。后人整理的《楚辞》中，他的作品就是这样的。在他的灵魂深处，我们看不到庸俗，看不到利欲，看到的是他“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追求。他不是没有缺点，但他是一个有缺点的英雄。他的作品展现给世人的，是对国家命运的热切关怀，对人生正义理念的执著追求。他在《橘颂》中，以橘喻人，表达自己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深爱之心坚贞不变的信念：“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他在祖国危难之时，坚决与祖国站在一起。他在《抽思》中说：“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本来准备不顾一切远走高飞，但看到人民的痛苦，自己便镇定下来。据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105页）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国精神？只有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人，只有真正心怀爱国爱民情怀的人，而不是为个人谋取私利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才会将自己的个人安危与国家的安危捆在一起。他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出使齐国，齐王劝他留下来，给他优越的待遇，赐他豪华住宅，天天美女笙歌，醇酒佳人。但他想到祖国的危难，拒绝了利益的引诱，偷偷逃回了楚国……这时楚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之时，屈原决意协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但楚王听信他人之言，疏远了屈原，并予放逐。屈原在放逐过程中，有人劝他逃走，他不忍心离开自己的故土与人民，不愿看到自己祖国的沦亡。“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未悔”（《离骚》）。他就是这样，始终秉持自己的爱国理念，死而不悔！

这样的爱国精神，怎么会不受到人民的千古怀念呢？

古代的“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重要阶层，担承着国家兴亡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匹夫”，可以指每一个人，知识分子则首当其冲。“知识”与“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了知识，没有思想，就如同有了弓箭，却不知射向何处一样。重视思想的修养，从来就是人生教育的根本，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作为生产“精神食粮”的作家，无论书写什么样的题材，也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主义”与什么样的语言技巧，首先需要具备的，就是思想。这里所说的思想，具体言之，即是对待国家的态度、对待人民的态度、对待社会的态度、对待人生的态度。没有思想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在文学艺术的批评中，重艺术而轻思想的现象并不正常。艺术性被具体化，思想性被抽象化。在作品内容的“故事”中，泛化了思想的界定，模糊了思想的是非，使得某些作品远离了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而在所谓“纯文学”的追求与标榜之下，他人捧星拱月，便即孤赏自高。然则思想异道，文字再“纯”，又有何益？君不见《水浒传》与《荡寇志》吗？同样的题材，相似的故事，前者的思想是进步的，是具有人民性的；后者的思想是反动的，是反人民性的。《水浒传》成为文学名著，为历代读者所赞赏，《荡寇志》则只好躺在文学史冷寂的仓库里，供专家们去研究它的思想痼疾的根源。文学作品思想性之重要，由此不言而喻。

思想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中，作品是由作家的思想产生的。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也就不能离开对作家的评论，此理至明。“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篇》）但愿我们的批评家不要被所谓“纯文学”的玄妙迷惑太深，而陷于“艺术至上主义”的迷宫，忽略了作品的思想灵魂。任何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思想都是最为重要的。

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是通过讲故事来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化工具，越是伟大的作家，越是不把自己的写作仅仅当做语言的“功夫茶”，逍遥品尝，幽闲自得，自然也不会把艺术的“象牙之塔”当回事儿。鲁迅是不以“象牙之塔”为然的（见鲁迅《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他看重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反观屈原，他并非想当诗人而去写诗，他只是想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国家的命运，民生的疾苦，是他写作的导由，何尝有心思念念于文学之“纯”和如何去占据文学的高原呢？屈原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思想家。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将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隆重纪念。这是对他的崇高敬意，也是对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充分肯定，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光荣，也是文学的光荣。

屈原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也应当是世界知识分子的楷模。他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