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1900-1995）是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3年他任中共上海文委电影组组长时，首先抓剧本。他编剧的《狂流》被誉为是左翼电影的开山之作，改编的《春蚕》首次将闻名遐迩的新文学作品搬上银幕，他与田汉合作编剧了《风云儿女》，其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新中国成立后，夏衍在上海创办电影文学研究所，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一直领导和主管电影工作，他改编的《祝福》《林家铺子》《故园春梦》和《烈火中永生》等都名震一时，成为影史经典，特别是《革命家庭》，荣获了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1994年，他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夏衍重视编剧培养，著作《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是指导剧本创作的教学指南。在他倡导下，中国电影编剧于1983年1月成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弘扬中国电影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礼赞银幕上彰显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形象，中国电影文学学会评选出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所涉剧作类型广泛，人物形象多样。这次组织严谨的评选活动，是民族英雄群像的一次盛大巡礼，也是对中国编剧队伍的一次高规格的检阅。

编剧是典型形象的首创者，以夏衍为旗手的编剧队伍是中国电影的脊梁。

回望70年中国电影创作，银幕上的英雄形象是编剧心中理想人格的体现，典型角色是编剧对生命的独特认知与感悟。

我们喜爱那些经典的电影角色，要感谢首先创造了文学形象的编剧，诸如阳翰笙、于伶、于敏、林杉、柯灵、黄宗江、梁信、李凖、鲁彦周和张天民等。我们也要对原著作者致以敬意，如《三毛流浪记》的原作者张乐平、《英雄儿女》的原作者巴金、《烈火中永生》的原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红衣少女》的原作者铁凝、《黑炮事件》的原作者张贤亮、《生死抉择》的原作者张平等，他们的佳作为改编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还有介入剧本创作的小说名家及参与编剧的导演。正是因为这些“鸿儒硕学”握素怀铅，茅椽蓬牖而安贫乐道，创作了出类拔萃的“本子”，首创了众多载入史册的经典形象，才使中国电影枝繁叶茂、花开似锦成为可能。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电影中各行各业的知名人物灿若繁星，而本次评出的优秀剧本中的典型形象涵盖了众多领域和行业，上至党和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独秀、李大钊等，下至人民大众形象喜儿、李双双、薛水莲、荒妹、秋菊、安然、乔安山、丁嘉尧、李天狗、李元妮和陈桂林等；从小红军潘冬子、小兵张嘎到抗日英雄赵一曼、杨靖宇、李向阳，还有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智取匪穴的杨子荣，“上甘岭”上的张忠发，“英雄儿女”王成，以及梁三喜、张思德和冷锋等；知识分子形象有林道静、罗群和冯晴岚、秋石、陆文婷、赵书信等；各类干部形象有罗心刚、牛百岁、焦裕禄、赵山杠、孔繁森和李高成等；地下工作者形象有李侠，周莲、金环和银环、许云峰和江姐等；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有金花、刘三姐、马本斋，“农奴”强巴，“东归英雄”阿拉坦桑和杨英俊等；科学工作者形象有袁隆平、张天聪和钱学森等；历史人物形象有林则徐、邓世昌等；艺术家形象有聂耳、梅兰芳等；工人形象有周挺杉等；法官形象有尚勤等；运动员形象有沙鸥等。

文化“洋葱皮理论”认为，文化是由外而内的四张皮组成——符号、英雄、礼仪和价值观。位于中层的英雄，是体现群体价值观的典型人物，而被人们崇拜的英雄性格，则代表了该文化大多数人的性格。中国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时代精神和人民样貌之集萃，代表着民族性格和国家形象。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数忠贯日月、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从远古、历史、当下走上了银幕，唱响了民族昌盛的强音，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而使英雄形象家喻户晓，仰之弥高，成为不朽丰碑的电影创作者中，以夏衍为代表的编剧队伍居功至伟。编剧是优秀电影及典型人物形象的第一作者，是影片的总设计师，可谓“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编剧”。

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优秀剧本，塑造出名垂影史的典型形象。

夏衍先后以组织者、领导者的身份参与到上世纪中国的历史潮流中：五四运动、大革命、抗日战争，几乎场场不落。正是因为他有如此深厚的生活积淀，他的剧作、报告文学和小说等作品才有无限的感染力和深刻的洞察力。

生活是源泉，是土地，是种子，剧本的参天大树皆长成于此。本次活动评出的70部优秀剧本，大多数是现实题材，即便是历史题材，也充盈着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编剧们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感受时代的温度和脉搏，以如椽大笔书写和讴歌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如《烈火中永生》的原著《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被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而《林海雪原》的原著作者曲波曾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东北牡丹江一带深山密林，进行了艰难的剿匪战斗。《上甘岭》编剧林杉和沙蒙两次赴朝鲜，深入志愿军部队200天，钻入上甘岭主峰坑道，采访57位参战人员，塑造出一位英雄连长形象。《创业》编剧张天民在大庆油田深入生活两年多，走遍整个油田写下80万字生活笔记，创造了以周挺杉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形象。《高山下的花环》编剧之一李存葆也曾去云南前线作战部队采访，到广西参战部队和前线官兵一起生活。《建国大业》的编剧王兴东先后去过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毛主席1948年发出“召开人民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的旧址、南京“总统府”、上海宋庆龄故居调研，还采访了雷洁琼等人。如此有例可援者，多不胜数。这些编剧由于有了“源头活水”，他们的作品才既有生活广度，又有思想深度，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沧桑巨变。正如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所言，新中国电影70年的历史，就是编剧深入生活反映时代的思想史，就是中国编剧塑造民族形象的创业史。

电影创新要从尊重原创开始，编剧的知识产权必须得到保护。

夏衍作为编剧，创作甚丰，通过电影改编使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鲁迅的《祝福》、巴金的《憩园》、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名家名著声名更盛。作为电影界的领导人，夏衍率先垂范，尊重原创，如《祝福》的署名顺序是“原著鲁迅 改编夏衍 导演桑弧”，他的所有改编作品，也都以此种格式署名。

但不可讳言的是，新世纪以来，电影界去编剧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影片中编剧的署名被故意排后，字号被恶意缩小；海报上编剧的名字被无端剔除，媒体宣传时突出导演和演员，削弱首倡者编剧的地位和影响；创作过程中编剧的定稿被断鹤续凫，狗尾续貂，无端篡改，稿酬被随意拖延克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致毁钟为铎，椒焚桂折，訾议四起，编剧的精神和情感受到了伤害。这一现象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上个世纪以来理论界和创作界过度讲求“电影本体论”，强调影像至上，去戏剧化，去文学化，导致电影性和文学性关系失衡的“暗流”有关，同时也与一些炙手可热的导演贪人之功的傲慢心态有关。突出电影是“某某某的作品”，但无论如何电影创作是集体劳动，要讲“雁阵效应”，因为导演掌控全局而形成的“导演中心制”是时势使然，但漠视电影创作的集体性，淡化编剧的作用，矜功自伐，过为已甚，无视编剧的“首事之功”，是侵犯著作权的失德行径，是电影创作过程的“内讧”和“自残”。

我们不能拔本塞源，忘了来时的路。正是有了编剧创作的“一剧之本”，才使制片人、导演、演员、美术、场记、录音、服化道、剪辑合成、宣发、获奖、票房、改编、影史留名等一切的一切有了可能。假如没有编剧梁信从广州来到海南岛体验生活，发现“红色娘子军”这个题材，创作出小说和剧本，就不可能有祝希娟扮演的吴琼花这个传世经典。梁信在85岁高龄之际，为维护改编的同名芭蕾舞剧署名权和支付报酬权诉诸法庭，最终胜诉，为维护编剧权益作出了表率。

剧本是电影立足之本，更是电影长成之根。

早在1996年，中宣部就提出“要下大气力抓好剧本的创作”，不但建立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还设立了夏衍电影文学奖。此举切中时弊，对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发展意义重大。时至今日，当我们欣喜中国电影“其道大光”之时，不能无视编剧的“初升红日”之功，当我们欢呼中国电影“一泻汪洋”盛世图景时，不能忘记编剧的“河出伏流”之力。正是因为无数的编剧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不做金钱之奴隶，不做权贵之奴才，朝乾夕惕，憔神悴力，才铸就了中国电影当下的辉煌——年产电影量排名世界第三，票房排名世界第二。但毋庸讳言，辉煌中亦有“虎尾春冰”般的隐忧。编剧柳建伟之诤言振聋发聩：“中国电影与世界最优秀的电影相比，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深究问题的根源则在于是不再把电影剧本当成中心和根本了。电影的根本和基石在文学、在剧本。世界最优秀的电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从优秀的文学作品出发，或是经一流剧作家奠基的。”不重视编剧而想拍好电影，无异于“敲冰而索火，缘木以求鱼”。

以夏衍为旗手的编剧队伍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是成就中国电影辉煌之首要缔造者！“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剧本是电影立足之本，更是电影长成之根。“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总而言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只有重视剧本，尊重编剧，踵事增华，已成为世界电影重镇的中国电影才会惠风和畅，才可花生满路，才有更加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