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曾坦言，她创作第二部小说《秀拉》（1973）最初的意图便是使之“关乎善恶人心”。在接受《纽约时报》书评撰稿人查尔斯·鲁亚斯访谈时，莫里森声称自己“对于黑人怎么看待罪恶，总是很感兴趣：他们逃避，他们想法子保护自己，他们甚至吓得要命，但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反常”。同时她还认为，“罪恶是世界上必然的存在。就人类行为而言，黑人看到有人做不光彩的事，是不会去除掉——打尽杀光——这种人的。我想这是一个明显有别于西方的文化差异，因为西方的观念是除恶务尽；这当然清爽利落，但也缺乏容忍精神。”而在她看来，“恶本身不是一股外力，只是一股不同的力。小说《秀拉》描写的就是这种恶。”
小说《秀拉》中女主人公的形象，评论家和读者历来褒贬不一。褒之者视为黑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认为“秀拉在人们还在怀疑男女是否真正地平等时，她以自己的行动宣告了黑人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她以自己的生命做“试验”，以此来唤起黑人同胞的觉醒。相反，贬之者却对秀拉这一形象提出了严厉谴责：她胆敢蔑视社会的道德习俗，忽视家庭的伦理职责——简直是对白人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虽然故事临近结尾时秀拉已是病困交加，难逃一死，可在正人君子的眼中，却是罪有应得。此外，还有部分读者，因为秀拉的形象与传统意义上的黑人女性形象反差太大而感到困惑不解，难于接受。而更为有趣的是，作家本人论及该书时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莫里森在《秀拉》初版的封面赫然印上“邪恶力量的传统典型”的字样，似乎将秀拉视作传统意义上的“女撒旦”的化身；可是在另外的场合，她又声称“《秀拉》这本书的思想是我所最钟爱的”。黑人妇女之间的友谊，以及人性善恶美丑的交织，按照莫瑞森研究专家E.B.豪斯的见解，应当是《秀拉》中较为显著的主题思想。事实上，对于人性善恶的关注，一直是莫里森孜孜以求的目标。福克纳说过，作家惟一真正的主题应当是“人的心灵的自我冲突”，而选择了福克纳（以及伍尔芙）小说中的自杀现象作为硕士论文选题的莫里森，显然也选择了同一主题。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莫里森在小说中极其注重刻画人物形象，但相比而言，她更加侧重揭示文化冲突背景下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复杂性。而更为关键的是，“这里其实不存在作者的善或恶的道德评判。”对于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心灵世界冲突的刻画，本是身为黑人女作家的莫里森应尽的义务。以这一内在冲突反映外在的黑白两种文化的对立与错位，似乎也是她身为“美国黑人社会文学观察家”所应担负的责任。然而作家对此不作道德评判，这一现象背后显然有着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时代背景，同时与作家的美学思想及世界观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对待黑人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在白人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获取黑人（女性）的自由、平等和尊严？如何判别善恶美丑的取舍标准？所有这些问题，惟有重新审视文本，才能探循到作家的心路历程。
和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一样，《秀拉》也是由结尾处写起。莫里森采用倒叙的手法，描绘出梅德林城一个叫做“底层”的地方的变迁，从而引出秀拉及“底层”居民的故事。秀拉自幼就不安分守己，在她身上继承了外祖母夏娃的傲慢以及她母亲汉娜的放纵。她任性、冲动而固执，但为人仗义，并以此与奈尔结为好友。一方面她们的性格相互吸引：秀拉自小具有反叛精神，奈尔的母亲却不允许她有任何离经叛道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因为她们有共性，“她们两人都发现……她们既非白人也非黑人”——她们需要通过行动证明自己的身份。此后的若干共同经历，如秀拉划破手指，保护二人免受男孩侵害；游戏时不小心将名为“小鸡”的男孩溺死，并一直保守这一共同的秘密等，使得她们的友谊稳步发展，直到奈尔决定选择结婚，而秀拉则继续她叛逆的道路：只身去往城市，去寻求她的自由和梦想。
10年以后，秀拉厌倦了漂泊的生活，同时也出于内心对奈尔的强烈思念，她重新回到“底层”。当地人们的生活一如既往，而不甘寂寞的秀拉却试图令它有所改变。她的第一件骇人之举是将夏娃赶出她一生苦心经营的家门，而且似乎缺乏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夏娃早年为丈夫抛弃，含辛茹苦，甚至不惜自残腿脚，换取保险金将三个孩子抚养成人）。此外，她对性生活的态度也是心不在焉，缺乏责任感（她只是纵情享受，但从未考虑过随之而来的结婚生子）。跟她的母亲汉娜不一样，汉娜是努力地侍奉男人，并通过向男人乞求施恩而满足那些妻子们的虚荣；而秀拉则巧妙地令男人们有求于她，将梅德林城有头有脸的男人玩弄于股掌；而一旦得手，“试上一次就把他们一脚踢开”，这使得当地那些既分外嫉妒又倍感屈辱的妻子们怒火中烧，将她视为“巫女”。
秀拉与奈尔之夫裘德的一场偷欢使得奈尔痛不欲生，二人的友谊也宣告破裂。奈尔走上了夏娃的老路，尽心尽责将儿女拉扯成人。秀拉则与镇上一浪荡青年阿贾克斯打得火热，而阿贾克斯害怕“被占有”，最终竟不辞而别。秀拉伤心绝望，一蹶不振。奈尔宽宏大量，前往探视，不料仍遭到心高气傲的秀拉顽强反击——她拒绝反省既往的过错，并且骄傲地断言，是非现在难以预料，而时间能改变一切，惟有留待将来才会公断。“我是说可能不是你好。可能是我好。”由此可见，莫里森在小说中致力于展示文化冲突背景下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并不刻意作出任何善恶评判。而作家之所以不作评判，可能基于以下的原因。
首先，从作品中描摹的人物形象来看，可以说都是美丑莫辨、善恶难分。以夏娃为例，她不惜捐弃腿脚，只为抚育儿女，这一种崇高的母爱无疑值得称赞（秀拉认为夏娃将毕生幸福全部寄托在子女身上，这一做法“极其危险”），可是获悉其子陷于吸毒无力自拔后，她又狠心将他活活烧死，令人发指。她在自己家中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可同时她又大发善心收养三个无家可归的儿童，并且修建屋舍为流浪汉提供居处。对于负心丈夫的刻骨仇恨维系着她的生命，可是对于生活的热爱又使她以一己之力支撑起整个家庭。就是这样一位爱恨交织、善恶互见的人物，使得“我们不知道应该为夏娃的自我牺牲击节赞叹还是对她的专横独裁怨恨悲哀”。
至于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秀拉和奈尔，更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不同侧面（alter-ego）。秀拉与裘德通奸彻底毁掉了奈尔的幸福，可秀拉却声称她只是出于一时冲动而并非有意为之。她将夏娃送进养老院也可以说是对夏娃一惯独断专行的反抗与颠覆。她寡廉鲜耻地勾搭镇上几乎所有的男人然后将他们抛弃，可事实上她这样做的后果之一便是，“帮助其他人确认了自我”。用作家本人的话说，正是由于“坚信秀拉的邪恶，使得镇上的居民展示出了他们个性中最好的部分”。游手好闲的母亲开始关注疼爱起自己的孩子，妻子开始珍惜爱护自己的丈夫，媳妇们则“开始任劳任怨地洗刷老婆婆的痰盂”。何况，秀拉既不与人竞争也不试图占有，更无意去伤害任何一个人，她只是随心所欲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上教堂不穿内裤只是她的个人喜好，并非故意“亵渎上帝”）。与之相反，结婚后对丈夫百依百顺、堪称贤妻良母的奈尔，自私、贪婪的占有欲却急剧膨胀，丈夫的出走与此显然不无干系，她在故事结尾对逝去多年的秀拉的追忆正反映了她对自身过恶的内省和忏悔。两相比较，确是无从辨别高下善恶。正如莫里森接受访谈时所说，“（人性）无善无恶，有时恶之似善一如善之似恶。”可见，这一思想乃是作家创作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对于秀拉、奈尔所在特定的黑人族群而言，善恶的评判还牵涉到社会整体价值取向。早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便针对当时流行的口号“黑人是美的”提出了不同主张：“身体美的概念作为一种美德是西方世界最微不足道、最有毒害、最具破坏性的观点之一，我们应该对此不屑一顾……把问题归结于我们是否美的症结来自衡量价值的方式，这种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细微末节并且完全是白人的那一套……这种提法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和我们的境遇，无非是对一个白人概念的反其道而行之，而把一个白人概念翻转过来仍然是白人概念。”由此不难看出，莫里森对于白人主流文化的一种天然的反感与排斥，此后她所作出的种种努力，“那就是对黑人文化传统的探究与再创造。而这本身就是对黑人文化本位顽强坚持。”这正是莫里森不同于其前辈黑人作家如赖特（以“抗议小说”著称）而更接近鲍德温的地方：“赖特发现黑人的过去不再有任何价值，莫里森则赞颂过去。”作为当代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深知，惟有深植于黑人民族的土壤之中，挖掘出黑人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展现其特有的文化意蕴，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并求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尊严。
综上所述，《秀拉》这一部小说，被不少人指为“道德观念含混，缺乏伦理标准。”可是他们所依据的，无非是白人社会的价值标准。秀拉的“变态”心理是在畸形的环境里发育成长起来的：母亲放浪形骸的生活使她对性爱不存在任何幻想；楼梯上窃听到的母亲的一番话“教育她世上没有你可指望的人”。因此，即令她“选择‘恶’，选择‘自由的堕落’也是势所必然。所有别人认为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如责任、义务、婚姻、爱情、友谊等等，均被她践踏于脚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秀拉既是“底层”社会的受害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希望所在（Hoper）。据莫里森后来交代，秀拉（Sula）这个名字乃是苏莱曼（Suleiman）的简称，而后者正是《可兰经》中真主安拉的使者。
上述关于善恶难辨、善恶无常以及善恶共存的论述便是莫里森在小说《秀拉》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视角独特、意蕴深沉的美学思想，这和作家固守黑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的观念也一脉相承。德国文学巨匠歌德在《莎士比亚命名日》一文中指出，“我们称为罪恶的东西，只是善良的另一方面，这一面对于后者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根据这一论断，秀拉也应当是作家寄予厚望的一个理想人物，她那“傲睨一切、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的性格是文学中黑人妇女形象绝无仅有的”。她的英年早逝唤起了黑人的觉醒，“底层的黑人爆发了游行，若干年后他们怎么也忘不掉秀拉。”莫里森由秀拉这一黑人妇女的典型形象入手，揭示的却是整个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临自由意志与传统习俗的矛盾，却又不得不进行艰难抉择时感受到的困惑与迷惘。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说，由于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及普遍人性的关注，使得莫里森突破了“黑人”和“女”作家这样的界限，也使其作品的思想底蕴达到了异乎寻常的深度。
作为反叛者的秀拉将白人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彻底推翻并自行其是，体现出莫里森的 “高度政治敏感性”。她虽然没有像前辈作家那样大声呐喊，然而这样的一种看似“冷静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中，有一种不祥的东西……正在缓慢地、巧妙地动摇我们的古老建筑……问题并不在于她们的观点是非道德的。要求我们作出评判。问题在于，我们所评判的这些人物，都远远地超出于我们从来据以作出评判的标尺之外”。莫里森思想的深刻，在于她清醒地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和善恶美丑标准的相对性，莎士比亚悲剧中三女巫对野心勃勃的麦克白所唱的“美即丑恶丑即美”，似乎可以为这一思想提供上佳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