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与共和国同龄，创刊时主编茅盾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写的是：“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1975年复刊，编辑部写信给毛主席，请用其《词六首》中所写的字作刊名。毛主席批示：“可以”。这封信，是我去中南海呈送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国刊”，《人民文学》推出了第一批有实力和潜力的作家，为文学事业从起步到繁荣奠定了基础。那时看稿，切身感知《人民文学》是发现和促进作家展示出色成果的园地，所刊作品是高水平、有特色、吸引读者、影响广泛的篇章。相当时期形成默契：惟有在《人民文学》发作品，才会被称为作家。改革开放以来，诸多期刊问世，文坛佳作喷涌，新秀脱颖而出。《人民文学》以固有地位，保持着纯净清新、悦目赏心、雅致高贵、出类拔萃的传统品位和风味。

我1956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社。起先担任京津华北小说编辑。1957年春，从来稿中选出李国文的《改选》，得到编辑部主任李清泉赏识。那是我的第一个业绩，确认了我此生尽心尽力的职场，就在《人民文学》。

记得初审选的佳作还有：汪曾祺的《羊舍一夕》、浩然的《彩霞》（1962年）；约稿所得名篇：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1958年）、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1959年）。1975年复刊，约到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此后，担任编辑部副主任、杂志社副主编，负责复审、终审，不再是个“第一读者”，经手所发作品数量多文体杂，难以逐一回忆。除掉“文革”，在岗32年，犹如审读和鉴别稿件的“机器”。看一摞摞纸上文字耗时劳神，精力大多消磨于不靠谱的来稿。欣慰的是：推举了一系列刊发之后知名于世的作家作品。

在岗期间，切身感受我国文学鲜活的脉息和灵动的轨迹。即便政治当先时期，《人民文学》也坚持了以艺术品质为选用稿件的前提和根基。从责任编辑到当值主编，心灵默契，不言而喻，首先考量艺术水准，保证了所发表作品的高规格和纯质地，维系并发扬了我国文学在世界格局中独特的地位和相应的影响。

1977年秋，刘心武把他的小说《班主任》寄给我。作品写的虽是校园生活，但其意蕴深沉悠远，有开创和启示意义。1979年夏，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问世，切合民意，振奋民心。这两年间，这两篇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它们是高峰，也是转折。此后，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逐渐回归常态。

在职期间，经历了我国文学起伏婉转的进程。我心目中，《人民文学》既是春花烂漫、秋果琳琅的“展台”，又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起着“航标”的作用。1998年秋我退休，结束了在《人民文学》一心一意有始有终的编辑生涯。

近些年来翻阅期刊，仍首先看《人民文学》。她是我的家园、我的故乡，是我倾注过心血的地方。而今捧读，精华荟萃，金玉满堂，更美好，更厚重，甚为欣慰。祝福她的生日，祝福她蓬蓬勃勃，郁郁葱葱，永远是我国文苑一株常青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