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说：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会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准乎此，似乎可以这样说：告诉我你读过什么书，我就会知道你可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因为，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固然决定于自己的个性和时代的风气，但也是他所读作品影响的结果。作家阅读的经典作品越多，他的写作意识和写作经验才有可能趋于成熟。

就20世纪的情况来看，中国作家的阅读视野和知识构成，显然不够开阔，普遍不够完整。我们否定和排斥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极大地忽略了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的英国文学和古希腊文学。尤其是伟大的古希腊文学，我们对它的阅读和接受，对它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都很不充分。完整地阅读《伊索寓言》的中国作家也许不少，但系统地阅读《古希腊神话和传说》和古希腊戏剧的中国作家，恐怕就不是很多了。至于《荷马史诗》，一行一行细细读过，且颇有所获的中国作家更是屈指可数。

如果说，古希腊人就像伊迪丝·霍尔在她的那本著名的《古希腊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中所说的那样，具有质疑权威、渴望知识、善于表达等“十种特殊品质”，那么，古希腊文学，在我看来，就具有富于人性、热爱自由、追求荣誉、悲剧精神、英雄主义、欢乐活泼等精神品质，以及庄严崇高、朴素亲切、清晰准确、坚实有力、不尚雕琢等文学气质。用伊迪丝·汉密尔顿的话说，希腊的诗人“喜欢事实。他们对铺张的辞藻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讨厌夸大其词”（《希腊精神》，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53页）；这样，他们就始终保持“对事实的敏感”，“对幻想和形容词一直保持警觉”（《希腊精神》，第54页）。在艺术创造上，希腊人倾向于限制而不是放纵自己的自由。他们热爱秩序，服从法则的约束，致力于寻找将混沌引向秩序的线索。在伊迪丝·汉密尔顿看来，对秩序的热爱，对法则的服从，乃是“希腊人最大的特征”（《希腊的回声》，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6页）。

要知道，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的寓言、戏剧和史诗，不仅是欧洲文学获取灵感和技巧的武库，而且是西方文学生根和成长的土壤。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都从荷马史诗里汲取了丰富的文学经验。1855年，在写《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27岁的托尔斯泰，就从荷马那里获得了深刻的启示：“为什么荷马和莎士比亚一类的人讲的是爱情、光荣和苦难，而我们的当代文学却只有‘势力’和‘虚荣’的无穷无尽的故事呢？”（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事实上，托尔斯泰的一些艺术手法，也是向荷马学来的。例如，他描写渥伦斯基与卡列宁见面，用一条狗在下游喝被上游的一条狗搅浑的浑水，来比喻渥伦斯基的懊恼心情；他的这种高妙的比喻技巧，就是荷马最擅长的“事喻”修辞。

如果说，伟大的文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那么，古希腊文学也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的武库和土壤。我们应该像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那样，从荷马史诗等伟大作品里，获得丰富的文学经验资源。虽然作为一种指代性的修辞，“言必称希腊”不过是对教条主义学风的象征性批评，而不是针对希腊文化和希腊文学的具体批判，但是，从后来的情形看，关于希腊文化和希腊文学，确实很少有人认真对待和热情称道了。事实上，关于希腊文化和希腊文学，中国作家的了解实在有限，所以，纵有“言必称之”之愿望，亦无“称引无碍”之能力。就文学实践来看，我们在中国作家的写作中，几乎完全看不到古希腊文学影响的影子。对古希腊文学的疏离和隔膜，限制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也不利于我们的叙事能力和修辞能力的提高。

值得庆幸的是，最近，我终于意外而惊喜地读到了一本书，一本由中国作家写出来的讨论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书。

这本书，就是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理由先生所著的《荷马之旅：读书与远行》。

作为一部“开拓性的文学笔记”，此书卓异而厚重，包含着作者理由对希腊文学的深挚的热爱与深刻的理解。

正因为热爱，理由才肯不远万里，走近希腊，走近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时代；正因为热爱，他才会如此耐心地阅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6000行，《奥德赛》12000行，他一行行地细读，用心地体会。

足历目见，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致知方式。在阅读中行走，在行走中阅读。理由将行走与阅读结合起来，以所见的外部世界，来印证所读的文本世界。通过观察希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理由为自己阐释荷马史诗，建构起了可靠的语境和根据。再加上优美的文学表达，遂使他的这部著作，达到了文情并茂、诗意沛然的境界。

理由走近有着2000多座岛屿和13000多公里海岸线的希腊。他行走在这个曾经有过22个城邦的国度里。他探访特洛伊废墟，登上险峻的迈锡尼城堡，徜徉在雅典的帕特农神殿。他眺望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凝视阳光映照下的爱琴海。他像一个目光敏锐的艺术家一样，发现了爱琴海独有的蓝色。那不是蔚蓝、碧蓝、湛蓝，也不是瓦蓝、青蓝或宝石蓝。用这些形容词，并不能状写出爱琴海所独有的蓝。于是，理由这样写道：“哦，它是妖蓝！就像魔女勾魂的神秘的秋波在闪烁；那颜色说不上妩媚，却极具诱惑力，令人心旌飘摇。”“妖蓝”，这是理由的一个发现。如果没有足历，就不会有目见，就不可能窥见爱琴海那魅惑人的别样的美。

向外，走向自然，走向大地母亲的怀抱；向内，走进文本，走进作者的心灵世界。理由主要从文学性和人性两个角度进入文本，展开阐释。他的目的是说明这样一些问题：荷马史诗的难以企及的诗性之美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为什么说它包含着叙事文学的全部奥秘？在人性表现上，它达到了怎样的深刻程度？在人文精神表现上，它又达到了什么样的崇高境界？

理由认识到了荷马史诗的丰富价值。单就艺术成就和文学价值来看，“荷马史诗几乎展现了长篇叙事文学的全部艺术技巧”。他用生动的例子，揭示了荷马的两个最重要的艺术手法：一个是明喻，一个是直叙。他还揭示了荷马史诗在叙事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作者态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荷马把所有人都当作人来写，绝不随意而浅薄地显示自己的爱憎态度，既不明显地同情自己的同胞，也不简单地仇恨祖国的敌人。理由根据自己的理解，并借助克里斯蒂安·迈耶的观点，完整地概括了荷马在叙事上的三个鲜明特点，即成熟性、隐匿性和现代性。可以说，正是这些成熟而非凡的叙事能力，使荷马史诗克服了3000多年的时间阻隔，赢得了现代读者的强烈共鸣。

人性是理由进入荷马史诗的另外一个通道，也是他阐释荷马史诗的另外一条线索。理由接受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人性观——“人总是人性的人”。他相信人性是文学的恒久主题。在他看来，久远历史上形成的人性，有一个普遍而稳定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结构；这些内容和结构，就是“人的动物性加之以语言为标志的灵性”。他对那种未受扭曲的“裸露的人性”，即纯真天性和健康性格多有肯定。布克哈特在《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中说：“在那个时代，情感还没有被反思割裂开来，道德的准则还没有被分离到存在之外”。正因为这样，荷马笔下的人物，全都“凭着欲望、本能、感情以及情绪行事放纵，尽兴宣泄他们的愤怒、恐惧、痛苦欢乐和野性”。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也许不是充分健全和完美的，但却是非常自然和可爱的。

在荷马的叙事里，希腊人将一切都人化了。宗教是人化的宗教，神是人化的神。神像人一样自然和真实。在理由看来，荷马根据人性创造了神，界定了神性，从而最终影响了希腊的历史进程。然而，荷马的这一伟大成就，可能被我们低估了。理由因此发出了深深的感喟：在荷马之后，“人们不再裸露鲜活的自身”。不仅如此，他还在开阔的比较视野里，深刻地揭示了东方国度民族身心弱化的原因。有必要指出的是，两相比较，始终是理由的一个研究视角。他时时将目光转向自己的母国，顾盼有情，认真思考那些可与古希腊相互比照的问题，例如，中国人为什么不像希腊人那样自然而健康地生活？中国人的人性为何没有朝着希腊人的自由境界发展？中国为何没有产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样的史诗？

对荷马的两部史诗的文本解读，是理由这部书最为出彩的部分。他像摩挲瑰美的玉器那样，摩挲着荷马史诗的每一行文字和每一个细节。他还从艺术上阐释了荷马的文学天赋和伟大成就，例如，《伊利亚特》主题的巧妙转换，以及荷马所发明的包括“内心独白”在内的所有技巧。他最终的结论是：荷马在3000多年前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不仅难能可贵，而且难以企及”。

但是，如果认为理由仅仅满足于阐释荷马史诗的诗学价值，那就错了。因为，他也关注人性，关怀现实。他从荷马的叙事中看见了复杂的人性——看见了攻击天性、嫉妒心和贪欲，看见了人们对荣誉的渴望、对友谊的忠诚，看见了恻隐之心和高尚的利他主义，看见了体育对战争的升华和超越。他试图从古人的叙事里，寻找疗治今世人心的良药。他反对“性恶论”，因为，人性是复杂的，而且是可变的。他肯定孟子、休谟和斯蒂芬·平克等人的积极人性论，但也强调了环境决定论。在分析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差异性的时候，理由表达了对某些“蛊惑”之论的不满，甚至情不自禁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对抗意识。

尽管在本书的结尾，关于人性，关于人性所导致的现实冲突，理由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案，但是，他称道和阐释希腊文学的理由，却是充分的：研究荷马史诗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伟大的文学，是因为它能对我们认识人性并升华人性，提供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