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国科幻还是一群热爱者的小圈子、一个“用爱发电”的小小群体。而今，我看到了一个恢弘的，被资本青睐、被政策加持的科幻生态，感觉有必要谈一谈在今天的世界上科幻的具体位置是什么。科幻的位置决定了它对于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人类是否存在特殊的、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

长久以来近乎贯穿我一生的是科幻阅读。对于科幻文学的阅读始终吸引着我、召唤着我、迷惑着我，换言之，科幻阅读传达、加剧了我的迷惑。在人工智能时代某种程度上已经莅临的时候，学者和思考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提出问题，而不是重复已知的答案。由此，我首先想要追问的是，科幻究竟是一个通俗的文类、一个想象文类中特殊的文类，还是在20世纪履行特殊功能的社会角色？同时，还有必要讨论的是，科幻究竟规定的是人类想象的路径，还是20世纪的遗产，或者说，科幻是已经失效的遗产，还仅仅是一种想象路径的遗骸？进而，我们还需要思考，科幻是通俗，像超市当中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一种游戏性或治愈类的流行产品，还是能够始终成为20世纪的一种哲学思考？科幻的设定打破了唯物主义的物理限定、我们的身体和知识的限定，在这些限定之外，科幻在思考宇宙、地球、人类、生命的整体及其意义。

更有必要去追问的是，科幻究竟是一种关于未来的书写，还是一种尽管不那么直接却更为有效的关于当下的书写？最后的问题，也是科幻作家们、科幻研究界及哲学人文知识群体都在讨论的问题，即科幻究竟是人类共同体，是以人类共同体为单位对人类自身的守望，还是后人类的先声？毫无疑问的是，今天我们谈后人类、后人类主义实在已经太迟了。因为玛丽·雪莱，标识了科幻文类生日的女性主义写作者，最初书写的就是后人类、人与非人、人与后人的状况和困境，先于人文学者、人文思想者提出了人道主义自身的困境问题。

今天我们正进入到人类文明全面爆发同时面临全面困境的特殊状态，人类自身的生存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时候我们谈后人类、谈赛博格是不是太奢侈了？这是发达地区、发达国家特权获选者的议题，而不是在生存边缘线挣扎着的大多数的议题。近年来令人愤怒的一个论述是由谷歌的高级顾问提出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发生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剩余劳动力。我们这一轮新技术带来的剩余劳动力高达98%，而他为当代人类给出的答案是争当2%。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不讨论未来，因为未来来得太快了”。好莱坞电影《她》的导演曾说，自己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外景地，是因为这个城市太有未来感，他把雾霾作为未来感的元素，放置到电影当中，他选择雾霾非常浓重的日子拍摄，把爱因斯坦不屑于讨论的未来再一次作为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未来是中国的当下，是中国的今天，也是中国如何拥有未来并且创造人类未来的挑战。

回答科幻究竟是一个文类还是社会功能的问题，需要重返20世纪科幻文类产生的最高成就。科幻精神之一不仅是想象、探索，或是拓宽人类的视野和我们对于社会、对于此刻、对于明天的想象，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科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冷战严酷当中勃兴的文类和类型，充当了两个重要的社会角色。北大学者王洪吉吉曾说：“战后黄金时代的美国科幻作家，他们的身份同时是NASA的高级顾问，他们的写作被他们自己和相关的政府官员及其政策视为应用文。”科幻是一种应用文，而且作家的想象在现实社会中真的得以应用，这就引申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渊源问题，就是科幻与20世纪的历史灾难的关联。这个重要的渊源在于今天对人类社会最直接的东西，就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以数码技术基因链破解为基本标志，全面勃兴的科幻与这一类科技革命同源同根。而20世纪科幻扮演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科幻的反科学性。这不是说科幻是非科学的，而是对于科学神话的质询，对现代性、现代计划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成为20世纪最宝贵的生命遗产。

事实上，20世纪优秀的科幻作家中的一部分扮演的是现代文明预警者的角色，他们告诉我们发展主义逻辑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的指向可能把我们带向梦魇的、地狱的未来。而今天中国科幻最强有力的表述是处于经济上升期高度发达的中国崛起的奇迹之中，中国科幻“元气”十足，可是，坦率地说我质询这个“元气”。因为这份“元气”是某种程度上被发展主义的、未经反省的、未经检索的现代主义逻辑所支撑的。而与“元气”十足的中国第一、二代科幻作家相较，新一代科幻作家作品更精美。我经常被他们的作品所吸引，沉浸到阅读当中，同时我感觉到他们更具有科学家的气质，也更深地、未经反省地沉浸在事实上作为神话的科学想象和科学信仰当中。当然，这不是年轻一代的科幻作家和作品独自承担的重量，而是当下中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必须是未来的，中国拥有的未来人类才拥有未来，中国作为超大型的大陆国家，作为人口基数如此巨大的国家，当它加入到西方开启的现代化道路上，要么是伟大的创造力量，要么是对这场灾难强有力的助推。所以，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是科幻的位置，当科幻在中国成为这样巍然壮观的事业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科幻的功能和意义这样的重大命题。

有人认为，电影《星际穿越》是严格体现现代科技的作品。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当中无处不在的是科学的悖谬，但是这部科幻电影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当现代文明的发展走到末路的时候，当人类彻底毁坏地球家园的时候，我们获救的可能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获救。我们获救的路径，究竟是把人类视为一个社群还是一个种群。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社群生存下去，是朝向星辰大海索取更多的资源吗？如果把人类视为一个种群，我们又如何警惕政治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在多数人共生共融的意义上思考人类的未来，我们应该怎么面对科幻作为文学，文学作为人学，人学作为人道主义基本理念所支撑的这样一种人类伟大的实践。我们反省现代性的时候，怎么对人类中心主义保持觉醒，怎么实现对人类自身的自我提示，又如何再度学会面对自然、宇宙和星空的时候，所必须的谦卑。

人类共同体的生存和人类共同体的未来等问题，不仅是对于科幻而言。这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对于每一个当代人来说都应该成为自问，并且尝试回答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短篇科幻小说中曾写到，20世纪最高的自杀人群是物理学家。因为物理学家作为当时的科学前沿触及了人类本体意义上的议题，当然这个书写背后的逻辑与宗教和信仰密切相关。对于神的追问其实是对人之疆界的追问，当人工智能的冲击威胁着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乃至于每个人生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返回原点去追问文学的意义和科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