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是孕育于山东大地的一种宝贵的“革命特产”，是沂蒙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先进群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研讨的议题就是，在沂蒙精神发展和传播历史中，山东作家和山东文学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山东当代文学与沂蒙精神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陶钝、刘知侠、张立吾、张凌青、那沙、贾霁、林艺、张伟强等专业作家和一大批业余作者就以创办于沂蒙山区的《大众日报》《山东文化》《戏剧》《大众歌声》《农村生活》《新儿童》等为阵地，通过报告文学、通讯、小说、故事、诗歌等多种文艺形式，真实地反映山东解放区军民的战斗生活、生产劳动、拥军爱民以及广大农民的翻身斗争、农村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等，歌颂了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当属刘知侠，当时他才20多岁，随“抗大”一分校来到沂蒙山区，他写作了大量文艺通讯、报告文学，其中沂蒙山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妇女识字班，就是他在《大众日报》上报道的。再如“解放区的孩子诗人”苗得雨，12岁就开始对诗歌写作产生兴趣,积极地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革命队伍中的少年战士。应该说，是沂蒙根据地的军队作家和沂蒙本土农民作家成为了沂蒙精神最早的歌唱者。

新中国建立初期，以沂蒙根据地走出来的军地作家群为代表掀起了一轮新的创作高潮，构筑起山东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也从此把沂蒙精神真正推向了全国。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红日》《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就是根据吴强、刘知侠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和沈西蒙创作的话剧《战线》改编而成。而妇孺皆知的《红嫂》，便是刘知侠在去俄罗斯访问途中听到沂南县聋哑妇女用乳汁救伤员的真实事例，之后又深入沂蒙老区实地采访创作而成。后来，这个故事被大江南北各种地方剧甚至包括曲艺形式进行了改编创作，京剧《红云岗》，舞剧《沂蒙颂》等经典作品成为当代舞台艺术不朽经典。1964年8月12日晚，当京剧现代戏《红云岗》搬上首都舞台时，观看演出的毛泽东、朱德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感动得数次落泪。毛泽东曾评价说，《红嫂》这出戏反映军民鱼水情，演得很好，要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可以教育更多的人做新时期的“红嫂”。1997年，根据刘知侠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红嫂》公映。现在，我们将生活中许多无私奉献、爱心向党向军的女性称之为“红嫂”。与此同时，山东作家还关注新中国初创期的社会现实，关注人民群众的新观念、新生活。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出生于日照的作家王安友便敏锐捕捉到男女婚姻自由这一重大主题，写出歌颂新中国妇女解放、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中篇小说《李二嫂改嫁》。小说一经发表，即广受好评，很快被改编成吕剧并搬上银幕。郎咸芬扮演的李二嫂形象成了家喻户晓的翻身解放女性，可以说《李二嫂改嫁》这一个作品救活了一个地方小剧种，让吕剧从此走上了我国戏剧大舞台。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山东作家又是最先捕捉到了时代的脉膊，写出大量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的文学新作。比如，军旅作家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苗长水的小说《非凡的大姨》，便是直接承续了沂蒙文学书写的红色基因，表现了沂蒙儿女代代相续的爱国情怀。再如，王光明、刘玉堂、赵德发、杨文学等创作的《沂蒙九章》《最后一个生产队》《经山海》《信仰无价》，便敏锐捕捉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新时代给沂蒙老区带来的新变化，把对沂蒙精神的书写推向了新阶段。

正是经过这样一代代山东作家的不懈努力，始终以他们手中的笔记录时代，用他们创造的文学形象引领时代，用极富表现力感染力的文学作品彰显沂蒙精神，发掘沂蒙精神，传播沂蒙精神，他们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山东文学赢得了崇高荣誉，一代代的红嫂、红哥的典型形象已经走进了新中国文学的经典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