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可以说是中国文艺界的风向标，构成了我们观察从新中国初期到新时期，从新世纪到新时代以来重要文艺思潮和文艺现象的示范性和基础性报刊。我既是它们忠实的读者，也是它们努力的作者。

就个人的文艺批评实践而言，我同《文艺报》接触得更多，就着重谈一下《文艺报》。我读硕士时候的专业是“文艺学”，从那时候开始《文艺报》就是必读的报纸。它信息量大、内容涵盖面广、版式活泼，文风既不是学院式的高头讲章，又不是纯然个人感受和一般媒体的印象式批评，而是兼顾普及与提高、通俗性与学术性，清通简要又不乏理论的深度和高度，所以既能让基层文艺工作者与爱好者普遍接受，也同时具有权威的话语导向与引领作用。

记得自己最初在《文艺报》发表的评论是2002年10月10日的《屏幕缘何少农民》，是从韩志君根据迟子建小说《白银那》改编的电影《美丽的白银那》谈起，讨论彼时影视剧中农民形象的单一化，进而探讨整体文艺语境中“三农”形象的单维度问题。那个批评性文章是有感而发的自由投稿，并不算很成熟，能够发表，对于一个在外省读书的青年来说非常重要，我倒不会矫情地说因此走上了文艺批评的道路，但确实有着重要的鼓舞和激励作用，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对于普通读者和作者的尊重，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

《文艺报》从创刊伊始，就有着明确的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意向，是新中国文化领导权与文艺秩序形成与塑造的一个表征。回看“十七年”时期《文艺报》的关键词和重要议题，“双百”方针、歌颂与暴露、集体写作、干预生活、马克思主义美学大讨论、典型与现实主义论争……它们几乎构成了一部社会主义中国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的生动的发生史。这其中经历种种曲折，但无疑充满了勃勃生机，反映了来自时代与社会、扎根生活与人民的真实文艺诉求，对于建构主流价值观和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受益于彼时留下的丰厚遗产。

1978年《文艺报》复刊，在改革开放年代迎来了新的契机，它以专刊、栏目、访谈、研讨会等形式，全程参与了新时期文艺相关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西方现代派、文学主体性和“向内转”、先锋文学、美术新潮、第五代电影、摇滚音乐、实验话剧……推动了新时期文艺的复苏与繁荣，营造出自由、平等的批评空间和文艺环境，主导着文艺批评的走向，在新时期文艺制度的规范和话语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从1978年第1期到1985年第6期持续了多年的“讨论会”栏目，就已经成了研究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乃至文化史和思想史无法绕过的样本。

新世纪以来，《文艺报》更是显示出其在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举个例子来说，2006年11月2日，《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创办，对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家以及文学新人的推介，对西部作家群以及区域文学的观照，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以及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分析，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评介与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反思与探索等等，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多样性。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主流文艺媒体中几乎都是不曾见到的现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共和”的鲜明案例，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性，通过文艺创作、批评与研究的实践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树立与稳固，形成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良性文艺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文艺报》的“理论与争鸣”“文学评论”“艺术评论”“锐评·锐见”“文艺观象”等版面、专栏发表的文章，激浊扬清、兼容并包，无论从现实性与历史感，还是从学理性与思想性而言，较之专业的学术刊物毫不逊色，甚至更加有具体针对性和问题意识，真正参与到了当代文艺的生产与实践的现场。希望能够采取进一步的激励措施，推出更多富于现实关怀的高质量文艺研究与批评文章。

我本人从《文艺报》受益良多，从2012年以来已经在《文艺报》发表了46篇文章，参与了现实主义回归、新时代文学、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等诸多议题的讨论。这个过程既是学习也是成长，感谢《文艺报》，祝愿它在未来越办越好，为坚定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为激活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