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文学发展可圈可点。不过，新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却在相当长时期里徘徊不前，期待着思想艺术有大的突破，有大的创新。杨少衡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新世界》，就是这种历史性期待的重要成果。小说以解放战争后期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厦鼓战役”为背景，讲述了福建东南沿海一座小县城对敌斗争的曲折故事，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艰难复杂的斗争局面，生动折射出新中国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奋斗现实。小说以有血有肉的基层普通干部的形象塑造，讴歌了新中国参与者建设者的英雄品质和牺牲精神。

杨少衡是个写故事的高手。他特别善于从一般人不易察觉的生活细节入手，不动声色地打开一个复杂曲折、扑朔迷离的叙事空间，从而让人不得不读下去，心灵由此受到深深的触动，甚至震撼。以往，他更多地是处理改革开放时代基层政治生活，比较集中写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基层领导干部们的故事。而《新世界》描写的地理方位不变，主人公还是基层干部，但把历史向挪到了几十年前那个最艰苦的斗争岁月。那个时代的干部们的中心任务还不是经济建设，而是建立人民政权，消灭国民党特务残余，清除各路土匪势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巩固稳定后方，支援厦门前线。故事历史背景虽然有重大调整，但作家的叙事优势仍然发挥得非常出色。

作品从一个作家寻找分析封存的档案资料入手，拼贴出过去历史的场景，还原了故事所有情节和细节。这种手法也许不算新颖。不过，有趣的是，主人公侯春生并不是一个反特专家，实际上他完全不具备反特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他只是一个县民政科长（故事下半部当了区长），负责百姓的安置和排忧解难的工作。因为他的前任刚被敌特残忍杀害，所以他这个民政科长就显得特别危险。他因自作主张执著地追踪保护一个在敌机轰炸下而受伤的小男孩小猴子，必须与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也就无意搅动和激化了复杂的敌我斗争局势，使自己陷入冲突的旋涡里，加大了自己的危险，由此生命安全多次受到威胁。侯春生不得不把民政工作和对敌斗争工作结合在一起，被动地卷入到事件当中，渐渐获得主动，成了破案不可缺或的主角。一个民政科长在这个时候比公安局长还重要，一举一动都会带动全县反特清匪的节奏，都会影响全局。连县长、公安局长都不得不佩服这个外行的自作主张和莫名其妙的判断。仅从这个结构的安排，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有新意的小说故事。

寻找营救小猴子是民政科长侯春生的本职工作，看似与破案无关，实际上牵动着故事其他线索的有效展开以及人物复杂关系的形成。于是，一个个重要人物的出场悬念丛生，耐人寻味。曾获得国民党部队“军中之鹰”称号的抗战英雄连文正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释放回乡后又被请去当国民党县政府的军事科长。解放军进城，他第一时间向新政府交权，决心过安分守己的小老百姓生活。他的哥哥连文彪是当地一个人物，土匪出身，拉了一支队伍，势力很大。解放时审时度势，接受我军的改编，当上了地方部队独立团的团长，驻扎在自己的老家，负责“厦鼓战役”的后方维稳。兄弟俩多年不见，来往不多。侯春生与连文正接触中，发现这个人有经历，有文化，有头脑，是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读书人。虽然从反动阵营里走出来，却也能看清大势，愿意协助新政权共度时艰。从野战部队调来的公安局长郑勇却坚持认定连文正是隐藏的高级特务，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将其逮捕并很快列入枪决者名单中。侯春生力挺连文正，不惜与老朋友郑勇发生剧烈冲突，采取各种措施积极营救连文正。当得知连文正认识正在厦门前线指挥作战的一位首长时，侯春生千方百计联系上前线保卫部，在枪响之前把连文正从刑场上救了下来。这种看似不正常的举动，如果不是县长陈超的绝对信任，侯春生的忠诚一定会受到同志们的怀疑。然而，连文正感激侯春生，却对“新世界”产生了仇恨。终于残忍地杀害了一名保卫干部，逃回金门。一个叫徐碧彩的女人的出现改变了整个故事原本的走向，使故事神奇得似乎有些不可理喻。她带着一个小男孩叫胡萝卜，从远方来到陌生的福建，说要来寻找自己的老公小孩的父亲。公安局长郑勇一直把她当女特务监视，但侯春生却在审问中排除了她的“特嫌”关系，说她除了满嘴谎言，基本上是个好人。当然，侯春生在努力履职的时候，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一个巨大的可怕的阴谋正在酝酿，事态正在朝着非常严重的方向进展。他甚至不知道，为阻止和粉碎阴谋，他必须以自己的宝贵生命作为沉重的代价。

小说扑朔迷离的故事浮现出侯春生、连文正、徐碧彩、侯文彪等重要人物的关系。侯春生看好连文正，冒死劫“法场”救人，但连文正一转身就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特务行动小组的组长，受命来鼓动哥哥连文彪和独立团反水，成了侯春生的死敌。已经在连文彪叛变搞得局面相当混乱的北区当了区长的侯春生只能一边寻找营救徐碧彩、小猴子、胡萝卜，一边组织力量抓捕连文正，试图解开一个忠勇的“军中之鹰”变成杀人恶魔的谜底，同时还要粉碎敌人的阴谋，解救大批受困群众。满嘴瞎话的徐碧彩曾被误以为是连文正的妻子，实际上是连妻的表妹。而胡萝卜才真的是连文正的亲生儿子。就是这个亲情，让连文正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任务，带队潜回大陆，策动哥哥反水叛乱，变成人民的死敌，另一个目地是想找回自己的儿子。他在犯罪路上越走越远，最后不仅没有找回亲人，还把自己救命恩人侯春生置于死地。侯春生为了他心中的“新世界”的到来，英勇牺牲。

侯春生形象的挺立和成功塑造是小说《新世界》的关键。作家一开始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顶天立地、足智多谋的反特英雄。实际上我们读到的侯春生从个性上看，还显得有些柔弱，有些书生气，但他忠诚可靠，做事认真，坚持原则，讲究政策，善于学习，很会动脑子把事办成办好，也很有人情味。这样的干部靠得住，很好用，所以被调派到当时高危辛苦的岗位。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理想，就是要建立新中国，用人物个性的语言就是“新世界”。他有一个很可贵的品质，就是心中有对百姓的情感。他要用自己的工作，把穷苦的百姓带到幸福的“新世界”去。正是这种理想和品质，使他面对各种困难，就算不在他职责范围内，也敢于担当，主动承接，即使陷入绝境，也一直往前冲，从不退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随着人物关系一层层展开，他身上的英雄本色也渐渐显露出来。他到底是一个成长着的英雄。

侯春生并不是一个无所不知、能掐会算的英雄。事实上，他一直在犯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看走眼了连文正。他没看错小学老师徐碧彩，甚至爱上了徐碧彩，却没能看透连文正。他一直非常欣赏敬重连文正。同样经历抗战，人家是英雄，自己什么也不是。同样是读书人，人家西南联大毕业，自己小学还没读完。他还赞赏连文正没有跟国民党跑，而是留下来，参与建设“新世界”，判断这是一个可用的人才。直到两人成了对手，他还在心里承认连文正足智多谋。但是，他严重低估了这个人“人性”的危害性。当连文正得知自己亲生儿子胡萝卜就在不远处时，就放弃了表面的“善良”，露出了个人主义者的丑恶面目，毫不犹豫地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成了凶狠残忍的特务。这个人的精神力量也许靠着“人性”来支撑，但却因儿子成了历史的罪人。作为基层干部的侯春生当然无法从所谓的“人性”高度去认识连文正“爱子”的本质。但他知道，自己应该为看错一个人而付出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并主动在与连文正斗智斗勇中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从人物性格塑造的层面看，同样心中有爱，同样爱着战争中受难的孩子，侯春生的“人性”与连文正的“人性”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鲜明巨大的。一个是“新世界”对人民的爱，一个则是返回旧世界的自私之爱。一种代表着先进思想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新中国的伟大牺牲者。而另一个则是旧时代的悲哀凄惨的失败者。侯春生这个普通共产党人的形象，就在这种“人性”比较中，站到了时代精神的高地上，让所谓的“人性”转化成深刻的“人民性”，化为人民创造自己“新世界”的强大力量。这首新中国牺牲者之歌悲壮而崇高。《新世界》抓住了这个核，实现了主题思想的力度，也表现出主人公的“人性”深度。

新中国题材创作一直徘徊不前，显然是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干扰。作家常常被引入所谓的“人性”反思的思想陷阱中无法自拔，不是矮化就是扭曲，甚至妖魔化。这样的小说以为很“人性”，一度很流行。而《新世界》则反着流行创作思想而去，以唯物史观寻找到自己的创作之路；以作家的独立思考，写出了真正的人民的历史，写出了真正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和时代风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世界》是一部突破创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