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逐渐成为时髦的话语，人工智能电影也开始成为不少人谈论的话题。那何为人工智能电影呢？我认为可将问题分为两部分来解读。第一，是人工智能电影的语义学与现实含义。这一词组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的电影，二是有关人工智能的电影。第二，我们需搞清人工智能电影与人工智能技术、话语的关系及其文化定位。

在艺术生产领域，人工智能程序乃至机器人已经开始发挥一定作用。比如会唱歌、作诗的微软“小冰”，目前进化到第六代的“小冰”是已具备了包括金融管理等20多项技能的“全能选手”；此外，绘画和书法机器人也正在进入公众视野；谷歌、科大讯飞的人工智能翻译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那么，人工智能技术是否能生产电影呢？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只要拥有了足够多的素材和编辑能力，人工智能就可以像小冰对文字的编辑一样，对影像和声音进行编辑、剪辑，从而形成自己的影视作品。杜克大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当前有的人工智能程序已可以通过解析语言脚本而生成短视频。假以时日，这种技术必将进化。就电影本体而言，也会发现，在快速发展的技术中，随着游戏、特效与电影边界的日渐模糊，电影的形态和我们对电影的认知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黑镜: 潘达斯奈基》（Black Mirror: Bandersnatch）式的交互电影（电视），在开放式结局的基础上，观众要自主选择下一步故事的发展路径；同时，在此过程中，编剧、故事主人公等也可能会跳出来与观众互动，电影与游戏之间的界限因此而变得模糊。与此对应的是，现实变得更像游戏，游戏也变得更像现实，现实、游戏、影像之间的边界也在变得模糊。如获得2014年“土星奖”最佳科幻电影题名的《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 2013），就以一种本体论的方式演绎出了这种影像与现实间的关系。

当下，另一种典型的情况是虚拟现实（VR）和加强现实（AR）技术正在混淆现实生活与影像化生存。虚拟化既是人类思维的质料，也成为了传播的重要手段。换个角度来说，语言、音响符号体系在过去的世代里已渐趋完善，而动态视觉符号体系在诞生了100多年后，也正在走向完善。

但就现阶段来说，受素材、技术和大环境的制约，人工智能还不太可能生产出真正具有商业价值的影片。如前文中所谈及的影片，都是在传统科幻大片范畴内的，基本符合类型片的制作方式，是由编剧、导演、演员以及灯光、音响、剪辑师和特效团队共同完成的艺术作品。

那我们又应如何定位人工智能电影呢？其与虚拟现实影像是何种关系？与当前广泛探讨的人工智能美学又是什么关系？要而言之，当前所谓的人工智能电影并不是“人工智能”生产出的电影（虽然这在未来是有可能的），而是人类生产的有关人工智能的电影。此类电影既是科幻电影中的一类，又区别于时空穿越、外星接触等其他科幻题材，早在人工智能技术远未形成社会话语潮流的时代即已发轫，其制作与观看模式也几与传统科幻电影无异；而虚拟现实影像诞生后，其在传统电影突出人的视觉感受的基础上，又对人全身感官的参与加以了强调。假以时日，虚拟现实技术和当前的人工智能电影或可合流。

人工智能电影研究与人工智能美学又是两个相关而又不同的领域。人工智能美学探讨的是当前计算机算法创生艺术作品的可能性及其相关的美学、伦理学、法律、哲学问题等。机器生产的作品是创造物的创造物，目前探讨的主题仍集中在“是否”与“可能性”等议题上。而人工智能电影则是由人直接生产出来的，虽然表面看来很炫，事实上只是传统艺术中新的生长点，其主要特色在于人工智能题材及人工智能美学的建构。人工智能美学探讨的是技术的“定位”问题，而人工智能电影研究面对的是想象之域，具有一定超前性。

但是，虽然人工智能电影往往要依靠各种尖端科技的“高概念”和对奇观效果的营造来博眼球，其终极旨归仍离不开人类所面临的政治、伦理问题，以及更深层次上的存在和发展问题。这一点在《大都会》《科学怪人》《机器管家》《银翼杀手》《攻壳机动队》《黑客帝国》《变形金刚》《普罗米修斯》等电影中都有所展现。我们也会发现，由于这些电影的类型属性，它们总会和其所处时代的重要技术及话语发生关联。例如《科学怪人》和《大都市》中对于电力的神话化和细节展示；《机器管家》《银翼杀手》《我，机器人》中对“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的相似演绎；《攻壳机动队》《机械战警》《钢铁侠》中对机械“外骨骼”不同的想象；《异形》《普罗米修斯》对生化技术的延展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如此界定当前的人工智能电影，即在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话语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科幻电影亚类型。以控制论、生化技术、数据的无界流动等作为整合影片的高概念，以伦理蜕变、人机关系、人机战争等作为叙事主题，以未来装置、后人类身体、末世黑色美学等作为美学建构的基础。这种科幻电影亚类以其对未来人工智能世界的世情呈现而区别于其他科幻题材电影，是一个由想象力和技术话语联袂合成的、有关人工智能和对人类存在进行反思的符号体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