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就要从“未来世界”变成当下的现实。在步履不停的时间长河中，我们可以做的只能是随着时代的潮流亦步亦趋。我们每天从网络中获取、接收各种信息，也每天都生活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网络中，无论是自然的创造还是人自身的创造，都司空见惯，惊奇渐渐变成一种陌生的感觉。但惊奇依然存在，或许，它只是化身为思想的奢侈品，难得一现。比如这本《萨拉戈萨手稿》。无论是译者、编辑还是读者，读过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用这样一个词来评价它——“奇书”。

《萨拉戈萨手稿》是波兰贵族扬·波托茨基（Jan Potocki，1761—1815）于1797—1815年间创作的一部法语作品，讲述年轻军官阿方索赴马德里入伍途中在山间被困66天的奇遇，在这段日子里，他与形形色色的人相遇，这些人为他讲述了种种奇妙的故事。随着故事的进展，阿方索游离辗转于梦境与现实、信仰与怀疑、生与死、喜与悲、爱与恨之间，直至谜团最终向他揭开。

这部形式上很接近《十日谈》《一千零一夜》的作品，在作者生前仅出版过占全文比重很小的节选本。由于大量手稿难于寻觅，存世部分又版本不一，恢复该书原貌成为出版界几代人的目标。直至1989年，第一个完整定本才最终形成，该版本经法国柯尔蒂出版社（Corti）编辑、整理并独家出版，中译本则由浦睿文化经柯尔蒂出版社授权推出。仅凭原先散缺不全的版本，该书就吸引了多位名家的关注。普希金、华盛顿·欧文均为其创作过同人作品，卡尔维诺编选的《怪诞故事集》里，第一个故事就出自此书。1965年，波兰导演哈斯将《萨拉戈萨手稿》改编成电影，获得科波拉、斯科塞斯、大卫·林奇等名导的鼎力推荐，布努艾尔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借鉴了该片的部分元素。那么，《萨拉戈萨手稿》的奇究竟奇在何处呢？

《萨拉戈萨手稿》的自身之奇

《萨拉戈萨手稿》的奇首先在于结构。如果借用戈夫曼“框架”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全书有两个主框架并存。其中之一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年轻军官阿方索奇遇的框架，另一个则是戈梅莱斯族长为考验阿方索设下重重谜团的框架。在主框架下，另一位主人公吉普赛人首领所叙述的故事构成了二级框架，这也是占全书比重非常高的一个框架。而在这二级框架下，还存在一层又一层的次级框架。

换句话说，全书66天的故事基本上是用嵌套的方式讲述出来的：甲在讲述第一个故事时，会夹进一段乙向他讲述的第二个故事，而在这第二个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又会出现乙从丙那里听来的第三个故事……如此反复，最多时可达五层关系，成为一种“连环嵌套”。

除嵌套结构外，全书的故事还大致被自然切割成6个“十日谈”（作者原先设计的是60天的故事，后修改为66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对称分布的布局模式。比方说，两个主框架也就是阿方索的奇遇故事和戈梅莱斯族长的故事，它们精准地处在小说的开篇、中心点和结尾；而作为族长主要辅佐者的秘法师，他在第一个“十日谈”出场，他家族的故事在最后一个“十日谈”中展开。

既然有这么多的故事，就免不了要设计多元丰富的各类人物。既有风流放荡的骑士，也有勇敢守信的军官，有诡计多端的奸臣，风度翩翩的侠盗，精通几何学、哲学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全才作家，还有视荣誉为生命的决斗专家，拿肤浅当时尚的贵族，为爱情一再受伤的商人，在自然中自由生活的青春少女等。每一个人物都令人难以忘怀。虽然这些个体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但恰恰是因为这样，才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千变万化的风格，以及互为补充的视角，让书中的世界呈现出多元性和完整性。66天的故事始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没有因为人物繁杂而成为松散的合集。因为某些人物会出现在多个故事中，以多线并存的方式将故事串联起来，甚至某个故事里留下的谜团，要通过另一个故事里的人物行为才能解开。

用音乐来比喻的话，《萨拉戈萨手稿》就像是一首波澜壮阔的复调乐曲，每位主角都在自己的声部内发出独立的声音，同时又通过主旋律与和声，跟其他人、跟整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萨拉戈萨手稿》的“奇”还体现在类型上。这部小说成功地将各种叙事类型集于一书，一开篇，黑色小说、盗匪故事、神怪故事和幽灵故事便牢牢捕获住读者的好奇心，接下来，流浪汉小说、浪荡子的故事、哲学故事、爱情故事进一步拓展了作品的宽度与厚度，最后的政治类、历史类小说又将读者带回现实世界。此外，书中有的故事借鉴了东方传说的风格，还有的能让人联想到当时被称作“高贵野蛮人”的北美原住民的故事，有几个故事无法在传统类型中找到准确归类，甚至还有类似中国相声中大型贯口的炫技式片段，如百科全书的目录，秘法师的家谱等。

《萨拉戈萨手稿》力图将虚构与非虚构的现实融为一体。在大部分故事里，作者都有意识地将人物的经历与真实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使情节的转变与实际发生的历史转折事件形成有机的整体，仿佛想故意困扰读者，让读者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产生疑惑。在最后的秘法师家族史中，作者更是回顾了小说中提到的所有重要历史事件，正是在这些历史事件的作用下，虚构与“现实”成为全书密不可分的合体。

奇幻创造者扬·波托茨基本人度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扬·波托茨基出身于波兰的名门望族，和当时很多东欧贵族一样，从小受法语教育。他第一位妻子的父亲是波兰元帅，他的表兄斯坦尼斯瓦夫·科斯卡·波托茨基是波兰启蒙运动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

扬·波托茨基自幼周游列国，见识广博，1778至1779年间，在他十七八岁时，他先后游历意大利、西西里（当时尚未与意大利统一）、突尼斯、马耳他，并成为神秘的马耳他骑士团骑士，参加了对北非的远征；1781年，他在西班牙居住过一段时间；1784年的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之旅将他带进文学创作的世界，促成他在1788年出版首部作品《土耳其和埃及之旅》。后来他甚至参加过一个远赴中国的使节团，但远征行动在乌兰巴托半途而废，扬·波托茨基最终与中国缘悭一面。

扬·波托茨基的青年时代正是欧洲社会剧烈动荡之际，他有意识地扮演历史的见证者，1787年，荷兰发生反对联省共和国执政威廉五世的起义时，他奔赴荷兰；1790年，他又来到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法国，以至于波兰国王派人对这位“波兰头号雅士”在法国的行动严加注意。扬·波托茨基更是一位爱国者，他生活在波兰一次次被瓜分的时代，为了抵御外侮，他两次入伍，1788年，他在华沙成立自由出版社，创建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自由阅读室。

扬·波托茨基的学识极为宽广，涉及古物学、人种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等等，他出版过古埃及、古斯拉夫人的研究专著，也创作过戏剧剧本，组织过戏剧表演。扬·波托茨基还是一位冒险家，1790年，他乘坐热气球在华沙升空，成为波兰第一个乘坐热气球的人。

《萨拉戈萨手稿》的壮阔背景

不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艺术领域，任何传奇风格、传奇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18世纪兴起的洛可可艺术，诞生之初让人感到新奇古怪，但它实际上缘起于对古典主义的批判、对巴洛克风格的变革。与洛可可艺术近乎同时代的《萨拉戈萨手稿》同样有自己的渊源。

对此，我们可以先通过书名“萨拉戈萨手稿”做一番简单的解析。

（一）萨拉戈萨与手稿

作为曾经的阿拉贡王国首都，萨拉戈萨在书中其实只出现过三次，分别是前言、后记和正中部分（一段关于阿拉贡叛乱的插曲），它最终成为这部奇书书名的核心，自然不是毫无意义的。《萨拉戈萨手稿》主框架的历史背景是摩尔人与西班牙的历史纠葛，如书中所言，公元711年，摩尔人在直布罗陀登陆，从此开始了对西班牙近800年的统治。而摩尔人统治的最北端，就是当时被称作“萨拉克斯塔”的萨拉戈萨。也就是说，萨拉戈萨是基督教文明与异教文明碰撞乃至冲突的交点。虽然在18世纪这种文明史的概念尚未形成，但扬·波托茨基是位周游列国、对古代东方文明深有研究的博学家，自己的祖国波兰又深陷于被不同文明分割的处境，在他头脑中出现这种“文明碰撞”理念的雏形，是非常自然的。

说到“手稿”一词，这是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的一种小说体裁。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殖民主义的兴起，欧洲到美洲、非洲、亚洲的远行者越来越多，以遥远大陆为主题的奇幻书籍也成为深受欧洲大众欢迎的读物。这类书籍往往会以某部手稿开篇，这手稿要么是被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要么是被后人神奇发现的，讲述的常常是某位传奇英雄奥德修纪式的故事，他在海上遇险但幸免于难，于是在一片未知的土地迎来种种奇遇。这类小说往往表达的是对传统的质疑，书中充满了几何思想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到，《萨拉戈萨手稿》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这类作品的传统，可惜的是，这类作品基本属于通俗小说，立意不高，大部分未能传世，更难得为中国读者所知。

（二）启蒙与前启蒙精神

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上半叶并不是只有传奇式的“手稿”类小说，这一时期是欧洲思想进入现代阶段的重要转折期，也是启蒙思想的直接源起点。

对传统思想的批判，首先需要破除中世纪以来主导人们生活的宗教理念。否定所谓的神迹，否定神谕、巫师之类的迷信活动，是启蒙理念形成前亟待清除的一大障碍。《萨拉戈萨手稿》开篇的神怪故事与幽灵故事以及之后对这些故事的理性破解，深刻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在质疑传统宗教、否定传统宗教中的糟粕后，出现了自然神论与自然宗教。《萨拉戈萨手稿》的第37天，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自然科学家与神学家之间的辩论。

在社会道德层面，取代“宗教善功”的“社会善”（bien social）引发当时人们诸多讨论，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萨拉戈萨手稿》中，作者也借多位人物之口，从正反两方面，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应遵循的美德、社会秩序、善与恶的相对性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建立了社会共识后，科学与进步便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萨拉戈萨手稿》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数学和各种自然科学的内容，也能看到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书中人物拉瓦斯创作的《百科全书》，更是代表了当时科学涵盖的全部范围和人们认知的限度。

在科学与进步的大旗下，人对自身也产生了新的要求。过往社会的榜样式人物——以荣耀为准则的骑士与贵族，他们的形象在17世纪后半叶开始黯淡，扬·波托茨基在书中也对他们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嘲讽。至于要树立起何种新的社会典范，扬·波托茨基在《萨拉戈萨手稿》中大致提供了两种假设，一类是后来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哲学家，他们头脑敏锐，思想先进，但易遭社会冷落；另一类是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的商人，按照书中的原话来说，“商人必须严守极为庄重得体的行为习惯，才能维持住光荣体面的社会地位，毕竟，商人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王权的巩固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三）文学层面的致敬

《萨拉戈萨手稿》里提到过多部文学作品，但它最主要的致敬对象无疑是《十日谈》与《一千零一夜》。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杰作，《十日谈》是《萨拉戈萨手稿》结构的直接参考对象，扬·波托茨基起初将全书划分为6个“十日谈”，并用对称布局的方式放置人物的故事，最终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十日谈”的痕迹依然清晰。

《一千零一夜》是在18世纪初译介到欧洲的。这部作品让欧洲读者沉浸在美妙的东方梦幻世界中，并使他们发出这样的感叹，“论起说传奇故事来，没有哪个民族能和东方人相比”。此外，在《萨拉戈萨手稿》的第56天，扬·波托茨基还提到一部名为《跛腿怪》的作品。这部作品最初由西班牙作家路易斯·贝莱斯·德·格瓦拉于1641年创作，1707年，法国作家勒萨日在此基础上出版同名小说，此后，欧洲出现了多部同类型小说。这部小说虽然不是很著名，也不包含什么深刻的思想，但它反映了一种怪诞的、黑色的想象力，而这正是《萨拉戈萨手稿》的精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