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赋》作为一部全方位立体彰显中华5000年桑蚕文明、丝绸之路辉煌历史，一部称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举世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意义及深远影响的长篇大赋，和作家此前写的《辛亥赋》《奥运赋》一脉相承，都是呼应重大历史节点，以赋文体创作的标志性作品。《辛亥赋》被全文雕刻在孙中山先生浮雕铜像背面，安放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供人们观瞻，获得文学以外的意义走进历史。时隔数年，王金铃先生又积四年之功，在阅读、考证大量历史作品、文献的基础上，以古代文体赋表现了当代重大时政题材。这个创新性尝试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既注重当代生活的底蕴又有传统文化的血脉。在赋的现代创新的领域，少有人能够和王金铃先生比肩。

赋在汉代气象非凡，属主流文体。它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汉代的那种创造的气魄，反映了中华民族眼界的拓宽延展。西汉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大赋，都有一种向往崇高追求崇高精神的发展，对广阔世界无限追求和认识的激情，无限探索和征服的激情。有人说西方文化是向外发展而中国文化是向内追求，其实，任何文明都是一种复杂的体系，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写满了丰富而又广大的精神的诗篇。汉赋向外观照的审美意象，对世界进行观照的宏观、整体视角，都表明了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的征服精神。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他们以辉煌壮观的艺术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当时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在汉赋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汉代的一切外在和内在世界的描写，它创立并发展成熟了赋体文学这一举世罕见的、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艺术形式。文学感应时代，敏锐映照出时代精神的状况。汉赋作为汉代的文学正宗，正是感应着时代的风云激荡和民族精神蓬勃发展成长和壮大起来的。盛世赋兴。这种文体历经多代潮起潮落，虽再没有汉赋的辉煌，但是它渗透到了其他文学形式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营养，对后代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赋的特质，除了总揽万物，广阔深远的艺术空间，还是一个充满着各式各样奇辞难字的文字世界，赋作家似乎要把一切深奥冷僻的字词都写进赋中，这样就使赋不仅成为才情的竞技场，也成为知识的竞技场，从作赋中体会到一种知识的欢乐。尽管我们不一定推崇倾尽一切文字入赋的做法，使一些赋成了排比名物的类书和难字字典。但正是因为这种努力，锻炼了文学的表达能力，使文学表达更加准确化和精密化。赋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继承、改造、拓展它是当代文学不容回避的一个课题。

《丝绸之路赋》是一个宏大题材，作品既能够总揽万物，又有那种吞吐大荒的大赋气魄。“盖闻中华创世，鸿蒙辟于燧羲，教化弘于炎黄。先蚕嫘祖，法制衣裳。丝之有织，天下共宝，货殖陆洋。于是陆之履久而为道，海之行久而志航。斯途千古，世誉‘丝绸之路’云。”这条路“至乃三代以降，汉唐益兴，丝路益畅：或长吏拜命，置府设驿；或佛来僧往，译经筑寺”。作者在梳理几千年“丝绸之路”的历史时，既能在张骞“二度使西”、班超志袭博望，经略定远中把握历史事实，也能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艰险以想象推到极致，体现出“体物写志“叙事艺术的条理。全赋激情充沛，“壮哉，丝路既昌，无远弗届。沙漠草原，亦陆亦海。百代共道而趋归，万国一途而来远”，气韵磅礴，酣畅淋漓。赋文结尾处更以“伟矣哉，一带一路，如潮如涌。总五洲而布德，泛四洋而载功。筑福筑梦，共襄共赢，天下平”点题，文随意转，不歌而诵。语言丰富准确，经典古雅，体现了高度的艺术水准。作家写前自定的10个原则：即文体应具经典性，事例应具真实性，语言应具独创性，内容应具百科性，举例应具典型性，人物应具确定性，评论应具客观性，时效应具持久性，价值应具文史性，视野应具国际性。在赋中都做到了“达标”。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集文学性、当代性、知识性、历史性、学术性于一体、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文本。

为了便于读者克服古文字句障碍，更好地理解内容，《丝绸之路赋》采取了赋、注、译三位一体的文本形式。德国作家、历史学家阿斯曼在《文化记忆》对文本的定义是，一个文本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受到各种各样的评注，即它一方面具有持久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又无法通过编辑的手段使其与时偕行或者用新的文本取而代之。在语言学中，“文本”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评注”构成对应词。从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说，一首诗、一条法律、一本专著等等，只有它们成为评注的对象的时候才有资格被称为文本。评注使得文字升格为文本，完成的是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丝绸之路赋》这部“被评注的大赋”是当代文学收获的一个珍贵文本，是一个不应被低估的文化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