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已30年有余，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有一个文学热点叫“陕军东征”。说的是同一年陕西5位作家的5部长篇小说同时在北京出版的事情。那时，长篇小说出版并不像现在这么繁盛，说它刺激了此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并唤醒了市场也不为过。书有书的命运，当时这5部长篇或收获好评，或引起争议，原因在于作品折射出了浓重的时代情绪，拨动了人们对社会精神状况更深刻的认知与更深入的思考。其中，获共识最多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人们普遍认为，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甚至是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作品反映出那一时期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即使把《白鹿原》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考量，无论其思想容量还是审美境界，亦都有其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地位。《白鹿原》不仅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此后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等重要图书排行榜中也都榜上有名。
文学评奖历来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定位，都有自己的选择，也会发生遗憾、遗漏。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旨在推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繁荣，由茅盾先生倡议，并以茅盾先生命名，体现出老一代作家对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和后辈作家所寄托的厚望。它的意义在于激励中国作家不断在长篇小说领域创作出能代表不同阶段长篇水准的优秀作品。经过分阶段的积累，形成经验和规律；也希望通过评奖激励当代作家不断向文学高峰迈进。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和《白鹿原》的相遇可以说是必然。这届茅奖的评选过程比前三届要长，人们对参评作品的考量和讨论也更充分、透彻，其焦点即是《白鹿原》。关于《白鹿原》的讨论，胡平有过记述：“多数评委以为对作品适度加以修订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前提是作者本人也持相同看法。”“实际上，此时《白鹿原》正准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作者陈忠实也正准备借重版之际做一些修订工作，修订上的想法与多数评委的意见不谋而合”。这细节的记述，折射出了茅奖评委对待一部作品的审慎态度和整体评估。一部厚重作品，有多种评论、评价是正常现象，但文学评奖是要寻求基本的共识和全面的把握。第四届茅奖评选中对《白鹿原》的态度为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一部作品，为文学评选、评奖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文学评奖也是一个打开人们政治文化视野、深化文学认识，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综合层面形成共识的过程。陈涌说：“陈忠实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真实地、突出地表现了白鹿原这个地区现实关系的复杂性”，“他的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了解放前中国现实的真实”。还有论者对《白鹿原》的主题进行了显豁的阐释:“《白鹿原》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执著追求和为寻求富民强国道路做出的艰苦努力，客观地展现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进步力量在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历程中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和所付代价，也预示了通向现代化路途的艰难和曲折。对中国文化精神作出正面论述，揭示了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切势力和运动最终不能长久的深层哲理。”这些评价，可以说恳切地揭示了《白鹿原》的思想内容和主题指向。
学术界对茅奖有很多研究、归纳，我的体味是，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都或隐或显地折射出了时代前行的特点，尤其是折射出了社会诉求和思想思潮，例如第一届评出的《冬天里的春天》《芙蓉镇》，既是对文学复苏期的反映，也是对整个社会拨乱反正的反映；第三届获奖的《平凡的世界》则折射出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新气象和新一代农村青年的新冲动，释放的是社会变革中城乡二元结构冲突的讯息；第五届的《抉择》则是对反腐思潮、追求公平正义社会思潮的回应；第六届的《张居正》用文学的方式为改革提供了历史参照和深远资源；晚近的第十届获奖作品，则突出地强化着文化自信，作家对创作方法的继承和创新。关于茅盾文学奖，陈忠实曾谈过自己的认识：
作为我国最具有权威的文学大奖，将反映时代精神作为评奖宗旨，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将国家和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痛苦和欢乐真实再现出来是至关重要的，我曾在评价路遥的作品时，认为路遥就是取得这样成就的作家，也因为这一点，我很敬重他。他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最关注的焦点跟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起来，不是人为的接近，而是自然地关注。作为一个时代的画卷的长篇小说，反映时代精神，揭示时代精神，揭示作品中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不光是顺利的凯歌，也有人们奋斗、追求和探索过程中的痛苦、艰难。杰克·伦敦说：“他从来都是将自己滚烫的手按在时代的脉搏上”。我想一个对国家和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的人，他的手不按在时代的脉搏上，他放在哪儿呢？
这是陈忠实对茅盾文学奖的认识，也是他的文学认识，还是他对文学书写的践行。《白鹿原》写作和出版的时期已逼近世纪之交，中华民族经过反思、探索，开始走向全面振兴，寻求科学发展的道路，整个民族正处在一个转型期，从农耕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前行的时期，陈忠实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建立起自己的理性认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陈忠实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文学创作实践中，“不仅感知过去的过去性，而且感知过去的现在性”（艾略特语），获得了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峻烈的时代情感。《白鹿原》形象地描绘了中国道路，彰显了中国精神，表达了民族的愿景。茅盾文学奖重视生活的细密化，但更重视文学作品所呼应、所传导出的大命题。在这个更高的层面上，《白鹿原》和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相遇，也是一个必然。
陈忠实说，柳青是他“最崇拜的作家之一”，并自认“受柳青影响是重大的”。柳青对陈忠实的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学精神的体认和朴素的表达，柳青曾以“六十年一个单元”作为自己对文学恒心、耐力和文学质量的考量。路遥崇尚的是：“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陈忠实说：“像农民对于土地上的丰收的追求一样，我总是企图在自己的‘土地’上翻耕的深一些、细一些，争取创作上的丰收和优质”，“农民有一种极可贵的品质……他们总是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继来的春天，更加辛勤地劳作，不断地提高耕耘土地、培育新的绿色生命的能力，满怀信心地在争取又一个丰收的秋天”。其二，是文学接受和文学视野的开阔。柳青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践行者，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接受者。青年时代，欧洲和俄苏古典和同时代的文学是柳青重要的文学滋养，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更是“马、恩、列、斯”文艺论著、卢纳察尔斯基的文学论、卢卡契的文艺论的热烈的阅读者。陈忠实有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路遥有《早晨从中午开始》，人们会从中读出，他们的文学接受达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宽阔度。陈忠实一代作家对柳青的师承，隐秘又鲜明地铺垫着一种开放的传统。柳青之后，路遥是一个典型，陈忠实也是一个典型。伴随着陈忠实的文学生命，他一直追寻和完成着自己文学世界、精神结构的丰富和再塑。
柳青对陈忠实最大的影响在于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创业史》超越当时众多农村题材小说之处在于，其从一个具象的农村、农民的生命冲动，写出了历史的走向，写出了历史运动的整体逻辑，因而包含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作品内在的宏阔性。陈忠实曾多次描述过他阅读《创业史》和他所经历的农村生活的比照。他所经历的深切感受是：“作为一个农村题材写作者，你将怎样面对30年前‘合作’，30年之后又分开的中国乡村的历史和现实？”陈忠实说，像柳青一样，这是自己遭遇的必须回答的重大现实生活命题，“一个生活演变的大命题横在我的心头”，促使他必须“将自己滚烫的手指按在时代的脉搏上”，而他的思想方法“运用艺术手法对生活走向的把握”则来源于柳青开创的历史哲学的总体性思维——打通历史，贯穿当代，面向未来的大思维。
艾略特曾精当地辨析过个人创作和文学传统的关系，它们之间有一种累积关系，离开了文学传统、文学背景，一部作品不能单独具有完全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并非横空出世，它是新中国70年文学实践探索和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变革的结果。陈忠实曾谈到过《活动变人形》和《古船》对自己的启发，毫无保留地认为它们“把长篇小说创作推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高度”。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变化和《白鹿原》的完成时，陈忠实强调精神剥离和精神更新。“我以积极的挑战自我的心态，实现一次又一次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他反复强调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帮助他完成了“剥离”——怎样认识中国的乡村历史和现实，怎样认识从近代到当代发生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进而展示中国道路和中国未来？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和风云际会的社会变革为陈忠实打开了新思维，完成了“剥离”和觉悟，也实现了其创作上的突破和迈进。陈忠实的创作和《白鹿原》的完成，实际上应和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思潮，映照着当代文学探索前行的轨迹，也凝结着当代文学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