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对当代文学特别是对陕西文学的影响巨大，陈忠实称他为“老师”。他们都坚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小说，成就卓著。两人的创作亦具有现实主义的“内在的延续性”。他们是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而在现实主义层面上，由于身处不同阶段，又形成了“同中有异”的艺术格局。在现实主义的山脉中，两人各自独立成峰，柳青的代表作《创业史》是“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道路上新的标志，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实主义深化的标志。

柳青和陈忠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有自己的现实关切，都关心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都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用作品来表达作家对时代的认识、发现和思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总是有一些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有显在的，但更多的是潜在的，是需要作家去发现、认识和把握的。也就是说，时代有时代的问题，而一个作家又因了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和文化视野，又有他自己感受和发现的独特“问题”亦即“我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中，“时代问题”往往是通过“我的问题”得以表现，并从“潜在”成为“显在”，进而成为全社会的“认识”和“发现”。在这里，“我的问题”是不是切中了重大和基本的“时代问题”，“我的问题”与“时代的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有重叠，这既取决于一个作家的精神境界、文化视野和历史意识，也取决于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时代有多少“切肤之痛”，他的“痛点”或者说“痛感神经”涉及社会、时代的哪些方面，他的“痛感”有多深刻等。总的来看，柳青和陈忠实都有属于他们各自的“问题”发现，这些“问题”也都切中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某些重大和基本的“问题”。柳青的“问题”是“新制度”的建立和中国农民如何改变思想、如何“发家”“创业”的问题，这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转型时期新政权要建立“全新的社会”、培养“全新的人”这一时代要求合拍。陈忠实的“问题”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族秘史”问题以及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如何被冲击进而发生多向度嬗变的问题，这与上世纪80年代的“孔子”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塑造”了“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说、五四以来“文化断裂”说以及“文化寻根”等思想和思潮高度合拍，探寻了中国人、中华民族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样的重大问题。由于他们的创作能紧扣时代的重大问题，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性。

同时，柳青和陈忠实的创作既有时代性，也有历史性。两人的代表作按照从《白鹿原》到《创业史》的时间顺序来看，恰好是一部文学意义上的从近现代到当代的历史画卷。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写历史转型期，写人与历史的关系、人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与表现以及激烈的历史剧变。《白鹿原》写传统中国、宗法社会下的乡村，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是2000多年封建社会没落和崩溃的过程，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期。《创业史》从《白鹿原》终止的地方写起，写新中国成立，写新制度的建立、新生活的开始，也是历史转型期。时移世变，人也在变，使作品富有深厚的生活内涵和艺术意味。

柳青和陈忠实还都受到了“史诗”文学观的影响。这个影响既有来自苏联文学的，也有来自中国传统文学的，如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的《史记》。在他们的文学观念中，与其写纯粹个人的、小格局的东西，不如写“大作品”。柳青所持的“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的环境中，对从事文学的人是最佳选择”的文学创作观念，陈忠实也深以为是并身体力行。

从广义来讲，陈忠实可以说是柳青的学生，他在学习柳青文学的同时，更决意要走出柳青“影响的阴影”，认清自己、寻找自己、回到自己，并以自己独创的作品在艺术和思想上完成自己。1984年，陈忠实参加了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会上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讨论和争论对他启示极大，他认识到可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必须丰富和更新，要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这之后，陈忠实开始自觉地反思自己的现实主义写作历程。他想到了柳青和王汶石，这两位陕西作家既是他的文学前辈，也是当年因写农村题材而在全国影响甚大的两位作家，陈忠实视二人为自己创作上的老师。但是到了1984年，当他自觉地回顾并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则是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的影响。但他又说，“但有一点我还舍弃不了，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写作人物的方法”。

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柳青选择的是宏大叙事。在建设“全新的社会”、培养“全新的人”的政治和文化的时代要求中，他的《创业史》力图按照党和毛泽东的指示，认识、把握社会和生活。柳青说，《创业史》的主题是“要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创业史》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人物的艺术经验，丰富和强化了革命美学的审美特征。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使作家必须面对真实的生活和现实中的各色人物，柳青在按照“理想”塑造“新人”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那个时代。

柳青写人时考虑到政治以及当时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将焦点对准了集体。在制度、集体与人物的关系中，柳青的重心在前者。《白鹿原》的艺术聚焦则是从家族关系入手，从人与文化的角度切入，触及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活动、教育理念与方法及政治关系等关乎人生存的各个方面，深刻透视传统中国宗法社会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态度和生存之道，展现传统的宗法社会和乡规民约在时代暴风雨的击打下发生的深刻嬗变以及家族、人性、人心的嬗变等，并从这嬗变中透示出社会演变的轨迹和历史深层的文化脉动。

考察陈忠实的小说，特别是他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人物结构，我们会发现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多是父与子的关系。“父与子”不仅成为整个小说人物关系的一种主要结构，也成为小说中主要的矛盾关系或主要矛盾关系之一。如中篇小说《初夏》《康家小院》，长篇小说《白鹿原》。受篇幅限制，中篇小说一般是表现一对父与子的矛盾，而长篇小说则可展现多对父与子的矛盾关系。《白鹿原》中主要有三组父子关系，白嘉轩与儿子白孝文、女儿白灵（父女关系是父子关系的一个变相）；鹿子霖与儿子鹿兆鹏、鹿兆海；鹿三与儿子黑娃（鹿兆谦），鹿三与准儿媳田小娥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父子关系的变相。这种关系再衍生开来，还有公媳关系、婆媳关系，实质还是父一辈与子一辈的关系。

这种人物关系的结构方式，我认为是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对陈忠实带来的一种深刻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柳青与陈忠实也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父子”关系。

父与子，是中国家族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中国的农业社会，主要是散在的家族社会群落，而男性又是家庭和社会的主导力量，所以，父与子的关系也就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主要关系。抓住了这一对关系，也就抓住了中国农业社会的根本。一切问题和矛盾往往就在这一对关系中发生、发展，或发生质变。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等问题和冲突无不包含其中。所以，剖析这一对关系或这一组关系，可能就是解析陈忠实小说的一把重要钥匙。

父一代往往代表成熟的人，他们的生活和行事主要依据自己和祖辈既成既定的生活经验。子一代因为年轻，还处在一个成长阶段，其思想不够成熟，其人格正在形成，“听话的”会循规蹈矩地依着父辈的教训生活，而有自己的想法和个性的就会反叛或迟早都要反叛。子一辈人最能感受社会风潮的力量，他们的行事主要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在既往的生活经验与最新的时代风气之间，传统和新潮、旧与新的对立就立刻显现了出来。人的文化心理、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变迁，都会在父与子的关系、冲突中展露无遗。这种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最亲密也最牢靠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所发生的冲突，也必然是最本能、最本质和最激烈的冲突。父子的冲突在小说中固然是人物间的冲突，而放大了看，则体现了时代的冲突和文化的冲突。

《白鹿原》重在展现农村两代人在时代巨变面前精神与人格的守与变。其主要人物中父一辈总体上沿袭着传统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子一辈则多叛逆，他们在趋时、向新的历史风潮和个人命运的转换中逐步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形象。父一代是“守”或“守中有变”的农民，白嘉轩、鹿三等人是“守”，鹿子霖是“守中有变”；子一代则是“变”，或反叛、或革命，如鹿兆鹏、鹿兆海、白灵、黑娃、白孝文等，或者在“变”中又趋于“守”，如黑娃。一“守”一“变”、“守中有变”和“变中趋守”，生动而准确地反映了清末至民国再至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的生活巨变和人心嬗变。《白鹿原》以新旧两代生动的人物画卷艺术地展现了以“耕读传家”的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在新时代暴风雨冲击下的崩塌过程和深刻嬗变，为读者提供了多向度思考的文本。

从柳青到陈忠实，他们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在今天对我们的创作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