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扶贫题材的作品，目前为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赵德发的《经山海》。《经山海》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对于农村状况，尤其是富有胶东沿海特色的农村细节的了解。这当然也因为我就是那个区域的人，比较熟悉，但仅从小说叙述当中，也能够建立足够的信任感。二是小说的形式。这部小说在现实层面细节非常扎实，但又不像一般现实主义作品那样，有一个明确的叙事线索，有开头有结尾有高潮，而是由大量琐碎的事件构成，甚至女主角的个人情感历史都比她在乡镇任职的故事轮廓更加清晰，大有喧宾夺主的嫌疑。但我以为，恰恰这一形式值得关注，因为基层的工作就是那么琐碎的，因此赵德发选择这一叙事形式，既是对现实的写照，又是一种艺术的自觉，他为自己的故事找到了最合适贴身的讲述方式。就此而言，我以为尽管今天作家们已经对扶贫题材足够关注，倾注了大量心力，但似乎还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扶贫不仅仅是一种题材而已，不仅仅应该在内容上对文学产生作用，还应该在更加深入的层面，比如小说叙事形式上，都产生影响。

因为我们的论题要求从“历史视野”探讨这一文体，因此我想从文学史的角度谈一下，此类题材还可以对文学产生怎样更深的影响，或者说，对作家提出怎样更高的要求。扶贫是为了改变乡村的面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其实早在革命时期，我们党就进行过类似的努力，并且也由之产生了重要的写作潮流，这就是关于土改的书写。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始，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萧乾的《土地回老家》、梁斌的《翻身纪事》、陆地的《美丽的南方》，甚至沈从文在家书中都曾经表示要写一部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可以说，在我们的革命历史小说书写中，土改叙述蔚为大观，构成主流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书写革命历史和农村题材的某种传统。土改小说能够产生这么重要的影响，在共和国文学史上占据这么重要的地位，可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在题材和内容上反映了某一时期的社会现实，更不仅仅是因为它配合和宣传了党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这些有关土改的小说，基本共享同一个故事框架，在讲述土改故事的同时，将阶级观念，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将唯物主义史观，传达了出来，改造了农民的观念，取代了前现代的封建宗法制度及相关理念。也就是说，事实当然是重要的，但是现实主义文学从来就不是简单反映现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加不是。文学有责任刺破现实，超越现实，理解现实背后的深层逻辑，并用小说的方式讲述出来。而今天的扶贫题材小说，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呢？这是值得疑问的，也是值得提出的目标，更是未来若干年后检验今天我们的相关写作是否过关的决定性因素。

而即便仅就题材层面，似乎也有不少地方值得提请作家们关注。其一，我们今天所说的扶贫，很容易仅仅指涉物质条件的改善。那么精神层面的贫弱是否也值得关注呢？如今已经小有名气的皮村作者范雨素在《名字的时代象征》一文中提到，她现在在一个幼儿园当老师，学生大都是农民工子弟，她发现女孩子的名字大半富有诗意，比如冬荷、梦瑶、雨竹、千枝之类的，或表达出对某种美好素质的信仰，比如善雅、净照、梦慈之类；但是男生的名字最多的是三类，一是表达对住大房子赚大钱的向往，比如尚轩、松庭、家鑫之类，二是表达光宗耀祖的期待，比如耀庭、光耀、家豪之类，三是封建迷信五行缺啥补啥型，比如浩宇、浩洋、洋浩之类。她的评价很有意思，她说：“通过孩子们的名字，就知道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可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的富裕，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他们不再报团取暖，每天想的都是住大房子，要好多好多钱。”范雨素分析的比较简单，那么这个层面，我们的作家是否能够关注到？当然了，在这一意义上，要扶贫的还真不仅仅是那些所谓贫困人口，大概还包括我们的不少作家，至少可能包括我自己吧。其二，我们也承认，我们到2020年要消灭的是“绝对贫困”，那么“相对贫困”呢？要不要关注。其实如今真正穷到饿死的情况本来就比较少了，接下来更严峻的问题可能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医疗，比如教育，这些问题我们的作家是否能够关注到？如果这样考虑的话，扶贫题材的写作，还真不仅仅是到明年我们完成了扶贫任务就可以结束的，而可能持久地写下去，成为一个重要的写作潮流。当然了，大家可能会说，现在物质贫困还没有完全解决呢，管什么精神贫困？绝对贫困还没有完全解决呢，管什么相对贫困？但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小说早就告诉我们，作家理应想得比现实更多一些，更深一些，更透一些，更有预见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