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武汉乃至全国，“抗疫”成为重中之重，故“抗疫文艺”也应运而生，并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文艺现象。这其中，最便捷也是最深邃的是文学，有随笔、日记，还有诗歌、散文一类；最直观也是最悦目的是美术，有油画、国画，还有漫画；但最动听、最感人、最暖心的还是歌曲。“封城”后没有几天，微信上便传出了抗疫歌曲，最早的歌曲大概是湖北或湖北籍音乐工作者的作品，比如《生命之歌》（方石词曲）、《每人的战争》（唐跃生词，姚峰曲）、《有一种力量》（苏虎词，金旭庚曲）等。时至今日，抗疫歌曲已数以百计，呈现出较大的规模和体量，并显露出全媒体、自媒体时代音乐传播的优势。其中绝大多数是原创歌曲，也不乏旧曲填词的，并沿用了抗洪、抗震、抗非典的一些作品；大多数是自发创作的，有的也属全国各地组织的“一级响应”。这些歌曲虽然视角不同，风格各异，但主题都是“抗疫”，焦点自然就是为世界共同关切的武汉。

坦率地说，让我最看好的歌曲还是那些来自武汉、没有雕琢痕迹的歌曲，包括自发创作的。那些来自武汉的歌曲，尤其是一些朋友特意发给我的歌曲，至少带给我三个信息：他们是健康的，他们是坚强的，他们是乐观的。比如，近期点击率极高的《武汉伢》（段思思、谭旋词，谭旋曲），来自武汉协和医院的《无所畏惧》（原曲《no fear in my heart》，李钢填词、演唱），武汉音乐学院推出的《明天依然最美》（夏琭、刘思远词曲）和该院声乐系主任余惠承教授演唱的《最亲的人》（冰洁词，孟勇曲），就传递出了这些信息。那些没有雕琢痕迹的歌曲，说明他们的创作动机是纯正的，其创作初衷并非为了展现其艺术水平（但并不是说艺术水平不重要）；还说明他们都是在自我隔离、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创作的，甚至是在简陋的工作室或琴房里录制完成的，同时他们也是很守规矩的。比如，中央歌剧院黄越峰演唱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献给抗疫情的英雄们》（朱小松词，刘锡津曲）就像是这样完成的。这些自发创作的歌曲至少说明创作者是自觉自愿的，仅是受爱心驱动的。比如，年近八旬的老音乐家韩万斋作词、作曲的《疫情是命令，人民是天》即如此。当然，组织创作的意义更为重大。比如，北京方面推出的《坚信爱会赢》（梁芒词，舒楠曲，雷佳等演唱）、《最美的温暖》（李劲词、李凯稠曲，乌兰图雅等演唱），上海方面推出的《手牵手》（抗非典同名歌曲，廖昌永等演唱）等，充分体现出了党和国家对疫情的关切，体现出我国的制度优势。还有一类更是让我看重，那就是我的战友们创作的歌曲，如《天使的身影》（袁英词，张千一曲）、《中国医魂》（徐安国词，孟宪斌曲）、《最动人的是真情》（曹进词曲）等。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的身影，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的歌声。这已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其实，所有的疫情歌曲都值得尊重。

关于当下的抗疫文艺，也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一些已见诸报端。大多是褒扬的，但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甚至已引发争论。这都是正常的。在我看来，在当前这样一个十分严峻的情势下，那些艺术上的高下优劣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只要动机是善意的，只要是真心挺我大武汉，而不是借机炒作自己，或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怎么赞誉都不为过，也没有必要去过分指责，毕竟这些歌曲都是一种爱心的表达。这是我对当下抗疫歌曲评价的基本认识。

大凡灾难来临，都有歌曲相伴。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就有歌颂人民解放军抢险救灾、牺牲奉献的歌曲，只不过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制作手段和传媒体系，所以大多只能体现在纸面上。1991年淮河抗洪、1998年长江抗洪、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都有相关歌曲产生。1998年抗洪中的《为了谁》（邹友开词，孟庆云曲），如今已成为一首经典歌曲，那声无需回答的“为了谁”一直沿用到2008年汶川抗震，沿用到当下的抗击疫情，充分表达出我们党的初心和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这首《为了谁》，足见关注灾难和灾难中的人民，歌颂抢险救灾的英雄，已成为我国、我军优良文艺传统。此次抗疫歌曲中，不少都是在歌颂战斗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部队医务工作者。比如，张千一谱曲的《天使的身影》和海军推出的《无名天使》（周志方词，平远曲）就表达出了对战友的崇高敬意，同时也热情歌颂了这场“战役”中所有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们。还有不少歌曲将视角投向了隔离在方舱医院、家中或某个特殊场所的人们，给他们以鼓舞和力量，并给予了死难者以哀悼。这是难能可贵的。当下武汉以及所有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在精神上究竟需要什么呢？是怜悯、安抚、慰藉，还是鼓舞、打气、激励？我想这二者都很重要，因为人的情感是复杂的，不可齐一。我们可以为死难者默哀，可以给被隔离者以安慰，更要为那些无私者、无畏者和“逆行者”祈祷，为奋战在一线的英雄们打气。既要国家情怀、宏大话语，又要悲悯情怀、平民视角。这二者都有助于战胜灾难。说到抗疫歌曲的音乐形态和风格，我以为，那种摇滚风格和rap风格的东西，或许可以少一些，尽管它们更能获得青年人的喜爱。但这种形态和风格所标识的文化形象，与当前抗疫的整体凝重感似乎还不大匹配。作为一种旨在战胜灾难的抗疫歌曲，在词曲上还是平实一些的好。

自抗疫歌曲喷涌而出以来，我一直想把它和此前的抗震歌曲、抗洪歌曲、抗非典歌曲归为一类，并作为类型的概括，却一直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名词，将其称之为“灾难歌曲”也不大合适。好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对这类歌曲的总体特征有了一些思考。除了那种独特的人文关怀和传播“正能量”之外，这类歌曲的一个突出文化特征就是“战时文化”特征。所谓“战时文化”特征，就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通俗浅近、重词轻曲和追求短平快。抗疫就是一场“战争”，一场“战役”，故央视等主流媒体都选择了“战役”的谐音，将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病毒表述为“战‘疫’”。的确，当前举国上下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大打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争”。就比如说“封城”，这个词就是一个常用来描述战争状态的词，但当下这个词却成了一个高频用词，说明我们已进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非常时期。这种非常时期，就像加了引号的“封城”，颇有一种“战时状态”的意味。故抗疫歌曲中就有了以“战争”为题的歌曲（《每人的战争》和《没有硝烟的战争》），由此许多抗疫歌曲就显露出因陋就简、因地制宜、通俗浅近、重词轻曲和追求短平快的“战时文化”特征。因为只有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只有通俗浅近、重词轻曲和短平快，才能及时服务于抗疫斗争。不难发现，许多歌曲一听就知道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录制的，不是大乐队、大录音棚的大制作，因为词曲作家们没有条件去做那么细致的工作了，只有退而求其次才能将歌曲创作出来、录制出来、传播出来。这种“战时文化”特征，也可以理解为百年来中国红色音乐（包括解放军音乐）的一个优良传统，值得我们去继承发扬。这也是笔者为何更欣赏那些小制作的原因。当然，就像“封城”一词加了“引号”一样，这里的“战时文化”也得加一个引号。

疫情尚未消退，歌声还得继续。愿有更好的抗疫歌曲鼓舞斗志、缓解焦躁、哀悼逝者，伴随我们取得抗疫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