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坊记》中有这样工整的4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说的是封建王朝之普遍规律。然而在大清朝入关统治267年的历史上，却偏偏出现了一段三年零三天两个皇帝共存的历史：一个是已然手握朝纲超过60载的乾隆帝，史称太上皇帝、太上皇、上皇；一个是刚刚继位的嘉庆帝，史称嗣皇帝、子皇帝、嗣子皇帝。不仅朝廷有着两位皇上，就连历书也有了两个版本，全国通行本标着嘉庆元年或二年三年，紫禁城与圆明园等处仍用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等年号。沿袭了数千年“天无二日”的铁律，在这1098天中竟然演变成了“天有二日”。

而后的历史进程表明：作为大清王朝惟一的这次禅让，恰恰成为了整个清代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一个由盛而衰的拐点。其与这次禅让有无关联？是由于此时政治结构的复杂而引发，还是其他因素之使然？文史学者卜键在新作《天有二日：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中，对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进行了深入探究。作者从乾隆六十年秋宣布皇太子开始，对老年弘历精心设计的这次禅让娓娓道来，“在约五年的时间跨度中描摹宦情，军国大事，两朝帝王及一些枢阁大臣涵括其中，着力点仍在于禅让的三年”。期间涉及的人物众多，但主要还是弘历、颙琰及和珅三人：乾隆帝先是不断提到禅让，提前部署授受程序，如期禅让后又不搬离养心殿，“归政仍训政”，放权复揽权；嘉庆帝登基后上有太上皇，下有权臣，能做到意态平和，深藏不露；和珅一仆二主，既要更周到地侍奉太上皇帝，又时时想着把新帝套牢……凡此种种错综复杂的纠缠，均在该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总体布局中，疏密有致、条分缕析、且史且文地一一呈现出来。

这也是一次乾隆帝念叨了60年的内禅，是他在即位之时许下的心愿。于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社稷，弘历期望用一种平和恰当的方式传承下去，以期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于个人修身，则是他熟读圣贤之书，遵循儒家理念，将治经与道统整合于一体的尝试。这样的脑子不能说不清醒，这样的愿望不能说不美好。然而，清醒的头脑与美好的愿望和残酷的现实间却未必形成正比，嘉庆元年的清朝，大的外患虽未来袭，但内乱却是此起彼伏，苗疆之变尚未完全平息，鄂川陕三省的白莲教又揭竿而起，东南沿海的海盗愈加横行无忌……史学上所谓“乾嘉盛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颓势彰显。

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反差何以形成？作为一部文史兼具的专著未必需要直面这样的追问，只要做到所谓尽量客观地直陈历史、还原真相，就不失为一部优秀之作。然而，作者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还原这段历史，而是在描摹历史上的纷纭世相时，暗藏着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沉思，而在我看来，这恰是《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最具价值的闪光点之所在，而更有意思的是：卜键笔下的这个闪光点，又是在看似不经意间的落笔处闪烁发光。

《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从嘉庆元年正月初一（1796年2月9日）乾隆帝早起举行一年一度的“元旦开笔”入墨，在概括描述了所谓“元旦开笔”的来龙去脉、以及本次“元旦开笔”的内容后，作者笔锋一转，留下了如下文字：“此时，被史学家称为‘伟大时代’的18世纪正接近尾声，工业革命带给世界的巨变已然显现”。接下来，卜键一一罗列了法国、英国、俄罗斯和美国在这个节点上的状态，总结道：

此时距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还有约45年，欧美列强互相攻伐缠斗，尚无暇东顾，对清朝仍可称较好的战略机遇期。设若大清君臣变革图强、内外兼修，努力追赶西方列强的发展步伐，中国的历史、世界的近代史或将改写。令人遗憾的是，禅让时期的清廷，不管是上皇还是皇上，包括枢阁重臣，基本上缺少全球视野，缺少对西方世界的深刻了解，也缺少应有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暮气常是与牛气相伴生的。大清君臣动辄以“天朝”“天子”自居，不知或不愿正视世界格局的巨变，不知或不愿承认列强崛起与自身衰微，无视“天外有天”的事实。

如此描述看似直白且有些突兀，但恰是这一突兀构成了全书点睛的妙笔。其实乾嘉时期又何止是“无视‘天外有天’的事实”，有时干脆就是直接与世界背道而驰。还是这位乾隆爷在禅让的前8年即公元1788年就完成了一件“逆世”之大事：这一年，乾隆帝曾三下诏书征集的《四库全书》终于编纂完成，看起来，这是一项庞大的文化积累传承工程，而实质上则更是一次严酷的文化禁锢。尽管最终收入全书的典籍多达3470种，但历时16年的编纂过程更是统治者以编书之名行禁书之实的一次文化剿杀，在这个过程中，被全毁的图书多达2453种，相当于《四库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三，被抽毁的有402种，相当于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而在被收入的3470种中还有不少已遭严重删改。而同样是在1788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始实行宪法，分国会为上下两院，专司立法，总统为最高行政首脑，一任4年，由公民选举产生；第二年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颁布人权宣言。

在这样的世界大势面前，“天无二日”也罢，“天有二日”又如何？其结果无非都是曾经的GDP雄居全球之冠的大清朝与滚滚向前的世界大潮渐行渐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于一国一社会而言，“天有×日”其实远不那么重要，致命的还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两者间关系如何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元素以及由这些元素所形成的一种结构关系。本书虽未正面直陈社会发展的这些基本规律，但却在对那三年零三天 “天有二日”的历史惟妙惟肖之描摹中无声地呈现出了这一点。这既是本书的价值之所在，也为我们今日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