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中国，对‘阿Q精神’非常熟悉，它完全植根于中国文学。我想知道，这部剧作要向外国观众解释他们完全不了解的‘阿Q精神’会有哪些困难？”2019年11月，上海戏剧学院的音乐悲喜剧《阿Q罗曼史》（孙惠柱编剧、总导演，徐肖作曲，张影伦导演；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在纽约外百老汇演出，一次演后讨论中，一位观众这样提问。同样是第一次观看演出，耶鲁大学戏剧导演系主任戴蒙德教授的观剧体验刚好解答了这一疑问：“这种具有民间智慧、很偶然地成为英雄的傻瓜或者说卑贱者的原型，其实可以在我们很多文学作品中看到，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费加罗、好兵帅克这样的角色。”

这一问一答为文化交流研究提示了一条很好的思路。能不能在看外国作品时快速了解人物性格，切入作品传递的思想感情，往往要看能不能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找到对应物。那么，阿Q这个角色跟费加罗、帅克等究竟有多大的相似性呢？帅克是捷克作家哈谢克的黑色幽默讽刺小说《好兵帅克》的主人公，伏契克说他“掌握了让派遣他去打仗的人输掉的艺术 。他采用的方法不是规避和怠工，而是一本正经地执行他们的命令”，反而造出许多麻烦和混乱，弄得那些军官们焦头烂额。相比帅克歪打正着的无意识反抗，《费加罗的婚礼》的主人公更主动，面对伯爵恢复“初夜权”的阴谋，费加罗毫不妥协，用智谋携手未婚妻及伯爵夫人，给了伯爵沉痛的教训，终于实现了他的婚礼。

而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其实并没有费加罗、帅克那么可爱，甚至算不上是个正面人物，三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境也大不相同；但三者又都同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饱受剥削和精神虐待的劳动人民，正是博马舍提倡的“不应该是贵族、帝王而应该是第三等级的普通人”的戏剧的主人公。在改编的《罗曼史》中，经过“优化”的阿Q同帅克和费加罗更接近了，虽然他的身上还是有着十分鲜明的缺点，但也常流露出人性真善美的一面，与他的缺点形成了奇特的化学反应，和费加罗、帅克一样，阿Q变成了一个傻瓜英雄。这里的“傻”并不是智慧的高低，而是指那些看起来显得滑稽的行为举动，因为底层人民受到封建阶级迫害的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变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一本正经的搞笑。

《阿Q罗曼史》的故事还是在辛亥革命前后，阿Q傻傻地硬要送吴妈捡来的半瓶雪花膏以表爱慕之情，赵老爷发现了大怒，将他打出赵家。阿Q去城里碰运气，听了革命党烈士临刑前的演说，认为自己也是革命党。赵家的对头假洋鬼子得知后请阿Q去商量，赵老爷怕假洋鬼子利用革命党来害他，当即命吴妈嫁给阿Q，好让阿Q来保护他的家产。但新婚当晚假洋鬼子将阿Q骗出去灌酒，又派人假扮革命党洗劫了赵家。第二天假洋鬼子诬陷阿Q策划了抢劫，急得阿Q喊出革命党的口号，被巡查的把总以煽动叛乱罪名抓起。众人为阿Q喊冤，把总令团丁等都绑起来，还抓住吴妈说她图谋不轨。阿Q挺身而出要保护大家，“好汉做事好汉当，管他罪过还是冤枉。光棍一条硬邦邦，天塌下来也能扛！”最终阿Q挨了把总一枪，终于实现了他的“英雄梦”，微笑着为保护自己的女人硬朗朗地死去。

阿Q一死，戏本可以结束了，但编导却别出心裁地让未庄的老百姓，连同赵老爷夫妇，在直面阿Q的死亡后不再沉默，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有了反抗意识。在小说中，同样是这些老百姓，也包括跟阿Q一样的穷人，却是在等着为杀人而喝彩，这些看客们的眼睛“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改编后的音乐剧把批判的锋芒转向了压迫者，突出了底层人民的质朴和勇敢，这是对原小说主题蕴涵的一次大胆转换。剧终，大家围在直立“躺”在大理石墓上的阿Q身旁，观众以为演出结束开始鼓掌，假洋鬼子从众人身后挤到台前，喝止观众发声，将一束白菊花献给阿Q。但阿Q三番五次死不瞑目，直到吴妈涂了阿Q送她的口红在他脸颊上献上一个吻，他这才傻乎乎地咧开嘴，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为正义孤勇牺牲的阿Q成了“英雄”，但死后还执迷于心上人的一记香吻，又暴露了原本那个平凡的傻瓜的本色。假洋鬼子的喝止打破了戏剧的第四堵墙，提示台下的观众，台上的阿Q和百姓已经是“革命”的参与者，而观众则变成了鲁迅批评过的“看客”。编导这样来引发观众的思考，巧妙地呼应了鲁迅小说引导读者“自省”的做法。

将阿Q改编成一个“傻瓜式”的英雄，还可能更容易实现跨文化的传播，让域外受众理解和接受。这样的传播还可以央视推荐的网络博主李子柒为例，她在YouTube上有735万的粉丝，她的中文视频以中国的传统美食制为主线，外国观众未必懂李子柒的语言，但因为他们有《瓦尔登湖》《低吟的荒野》，在中国的李子柒身上也能感受到自然文学传递的崇尚简朴生活、在田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素雅意境，得到心灵的陶冶。《罗曼史》中阿Q的舞台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