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是科幻作品中的常见题材。追究这种题材的历史，即便在中国也渊源悠长。

顾均正的《伦敦奇疫》（1940）应该算早期一个特别重要的尝试。小说写的是一种恶性传染病，致病因素会使皮肤烧灼、面色发黄，身体泛出酸味，接下来是眼睛失明，重度患者会走向死亡。有趣的是，小说中的这种疫病不只人能得，建筑感染后也会“生病”，发生损毁和坍塌。主人公后来发现，问题出在空气之中。原来，故事背景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派来的间谍在伦敦建造起一个工厂，专门向天空中散播催化剂，这种催化剂能造成空气中的氧气跟氮气结合形成一氧化氮，伦敦又是有名的雾都，空气中水蒸气含量巨大。一氧化氮跟水发生反应，形成硝酸，硝酸导致人类的患病和建筑的损毁，一场人造的传染病变成了战争的组成部分。故事神秘而神奇，跟我们日常想象的生物感染造成的传染病非常不同。顾均正的小说参考了英美科幻作品，但对科学细节做了很多补充，甚至把化学方程式纳入文学，也算是一种超越常规的努力了。

有关病毒跟战争之间的关系，发生在许多科幻小说之中。宋宜昌的科幻小说《祸匣打开之后》（1982），可能是这些故事中写得最真实的。在《三体》之前那么多年，科幻小说家已经关注到全球化状态下的生物安全，实在是非常难得。

与《伦敦奇疫》和《祸匣打开之后》中的战争设定不同，叶永烈《演出没有推迟》（1978）完全发生在和平的时代。中国的一个歌舞团即将出征日本，给他们带去富有特色的文化大餐，但邻邦恰巧发生了流感。前去打前站的歌舞团负责人在交往过程中不慎沾染病毒，出现了感冒症状。这位领导回来之后马上被隔离就医，并被进行了深度医学观察。围绕中国代表团是否仍然要奔赴日本，整个社会展开了争论。为了维护两国关系，也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很好的疫病科研和防控体系，通过隔离、抗体分离、疫苗生成等过程，成功地抵抗了流感在国内的蔓延。中国又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向日本输出疫苗，协助邻邦完成了传染病治理，最终，演出照常进行。

我自己的作品《针水大侵袭》（1991）也是关于传染病的。未来的某一天，整个世界被一种奇怪的、通过水系蔓延的微生物感染。感染者皮肤刺痛，严重者进入深度昏迷，但无一死亡。医学科学家通过各种方式探查微生物的感染源，进而发现，这是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具有群体智慧的微生物，而且他们从遥远的太阳上经过变异落向地球。这些外来生物想要侵占地球吗？还是另有图谋？小说的结尾，人类通过电子设备成功跟这种生物建立起联系。在对话中人们发现，由于感受到太阳正在逐渐走向中年，这种生物需要寻找新的生存环境，而整个太阳系中，只有人类具有宇宙飞行的能力。因此，他们到达地球只是想跟地球人商议，怎样协助他们奔向更远的星空，在那里的恒星上找到自己的新家。

王晋康是有关传染病题材撰写最多的作家，小说《十字》（2009）、《四级恐慌》（2015）等都是有关传染病的题材。王晋康擅长把中国传统医学和认知问题的方式、价值观等引入科幻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结合病毒防疫的最基本的科学方法，提出了一种所谓“低烈度纵火”方式，就是让低毒性的病毒先感染一些目标人群，在他们身上建立起免疫力，并将这种免疫力转移给更多的人，这是一种危险的、可能导致伤害的方法，但目标是拯救更多的人。也是因此，王晋康的作品常常把读者放入一种道德的困境当中。

科幻作家关注传染病，不是简单的关注某种恶性传染病，更多的是关注这种传染病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燕垒生的《瘟疫》（2012）讲述的是一种古老病毒在今天的复苏，这种病毒能导致人的身体从炭基变成硅基状态，但生命没有终止，只是转化为石头状态。小说神秘怪异，讨论的问题也相当神奇，例如是否应该把这些不像我们的、却没有死亡的生物送去焚化？阅读这样的作品，对照当前疫情发生之后的种种，会使我们生出许多唏嘘感叹，科幻难道不是曲折反映的现实？

在所有这些作品中，以毕淑敏的《花冠病毒》最为特别。作为医生的毕淑敏，见过许多人间的生离死别。在非典疫情期间，她还专门去小汤山医院采访，这使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但这些都是不够的。我至今仍然记得，为了写作这本小说，她专门找我借去许多科幻小说作为参考。一个专业作家、专业医生，有那么多第一手素材，仍然对创作采取这么认真的态度，令我感到非常敬佩。小说的故事核心也跟通常的科幻非常不同。

另一个去过小汤山医院采访的作家是韩松。他也写作了一系列与传染病相关的作品。《非典幸存者联谊会》《艾滋病：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青岛之旅》《医院》等，都跟这个题材相关。如果说毕淑敏更多是从人道主义和医生的悲悯出发撰写传染病故事，韩松就是从后现代、后工业、后殖民甚至后人类主义的角度观察这个问题。但是，两位作家的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科幻作家为什么对传染病题材具有独特的感受和观照，他们的切入点又跟其他作家有什么不同？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从物种心理学方面的关心。人类作为一种独特的高度智慧的生物，一直存在着“灭种”的担忧。事实上，传染病的灭种只是科幻作家常见的灾难科幻中的一种，其他灾难还包括行星相撞、生态灾难、世界末日等。其次，科幻作家担心群体的崩溃。人类是群集的生命形式，集体性的建立给他们制造了更多机会，能更好地处理跟自然的关系，但也给他们带来麻烦。无论如何，大规模的群体崩溃是人类所不想看到的。科幻小说会常常把传染病出现后的大规模群体崩坏当成撰写的对象，以此探测人类的生存极限。第三，传染病作品的产生也出于作家对科学能力的担忧。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到科技革命，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彻底将自己的存在挂靠在科学发展的航船之上。但这个航船是否真的安全？是否会触礁？是否有无法穿越的灾难海区？所有这些都是作家创作的动力之一。在许多作品中，传染病的发生发展跟科学的柔弱或者过分强悍有关，怎样控制科学发展的步伐和方向，事实上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不仅中国科幻小说对传染病题材具有广泛的尝试，一些外国科幻作家简直是热衷这种题材。《侏罗纪公园》的作者迈克尔·克莱顿就写过《安德洛美达菌株》（中译本《死城》），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故事讲述美国发射的卫星从外太空带回病毒，感染城市。科学家在沙漠中建立实验室，实验室被安置了一颗原子弹，以防一旦病毒穿透外壁时，通过爆炸的高温杀灭环境中的所有生物，以保全整个人类的安全。最后，病毒确实破壁，但因为不断变异，对人类没有了危害，但原子弹已经引爆。

在我看来，科幻中的传染病是一条长长影子，但却不是主流题材。这种题材更多给人的不是恐怖，而是提出问题，是反思自然、科学、社会与自我，是质疑价值观中不合理的部分，并通过讨论去创新我们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