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没人致悼词……金敬迈是个独特的人物，走在特殊时期，有着不同一般的告别仪式。
前来告别的人很少，按有关部门的规定，仅限15人。但规格很高，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和广东省有关方面的领导，以及中国作协、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作协、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广东省军区等单位和个人，都送来了花圈。此刻——2020年3月19日上午10时，一生奔波劳碌的金敬迈，躺在绢花丛中，显得格外慈祥和从容。
我和金敬迈——唉，还是叫他老迈吧！他母亲这样叫他，他的儿孙这样叫他，很多与他有点交情的朋友也这样叫他。突然称他的尊姓大名，反而显得生分了。我和老迈相识于1980年前后，当时“文革”刚结束，省作协刚恢复活动，他是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的主任，我是联络员。其时，文学园地凋零，普及文学常识，肃清“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唤起千千万万有志于文学事业的青年加入到创作队伍中来，是省作协的重要工作之一。我陪他到了佛山、普宁、韶关、汕头等地，一路鼓与呼。在普宁，他介绍了他的创作经验：“我没读过大学，但当过话剧演员。凡写完初稿，我一定要以舞台上念台词的节奏，将稿子高声朗诵一遍。读得流畅，说明文字语言流畅；读出情绪，说明细节情节有感染力。”我没读过大学，也曾在潮剧团待过，依他的教导实践了，效果果然不错。从此采用了这种创作方法。在韶关，针对有些人嘲讽工农干部“土”，他义愤填膺：“身子有虱子的领袖，身子有虱子的将领，不会变坏，不会变修，不会亡国！”慷慨陈辞，振人心魄！我们共产党人，本来就是从“土”里走出来的呀。
他很热情，富有激情，办事十分严谨，帮人无数。“文革”中，他遭到非人的折磨和迫害，但拨乱反正后经过一番努力，他的政治名誉和待遇得到解决。于是，许多受到迫害的人，都以为他有什么门路或后台，纷纷找上门来。其中，有要求恢复党籍职务的，有要求解决工资工龄的，有要求回城解决住房的，有要求解决子女的工作安排的，甚至有“文革”中老干部的离婚案件也要他出面调停……他最受不了人家泪眼汪汪的恳求，也不管什么门路或后台，凭着自己在文学界几十年的威望，说破嘴皮，磨破脚皮，写秃笔尖，硬是帮助许许多多受极左路线迫害过的人得以平反昭雪，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老迈深知他生命的价值所在：“是文学使我活得更像一个人！”他未及30岁便完成《欧阳海之歌》，该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印再印，印数超过3000万册，几近空前绝后。“文革”结束后，在传播文学种子的同时，他身先士卒，笔耕不辍。1985年前后，他和我，以及陈定兴、黄培亮、卢一基、陈中秋等，就多次深入粤北山区，采写重构国民经济的重大事件，在《羊城晚报》《作品》等报刊发表了《救救英德红茶》《县委书记李培秋》等报告文学作品。针对汕头经济特区起步较慢、发展滞后的情况，他和我，以及当时汕头群艺馆馆长许实铭，一起采写了《特区大农业》《特区司令官》等系列专题报告文学作品。1990年初，他的长篇纪实文学《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横空出世，血泪凝成的文字，既是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控诉，又是对那段特殊岁月的深刻反思。作为一名战士，他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终于把那场自卫反击战的真实场面搬上银幕，创作出电影《铁甲008》。2003年春，非典袭击广东，金敬迈和广东作家一道，无畏地走向感染病区，直面死亡的威胁，为抗“非”英雄画像，写下了《好人邓练贤》。2004年初夏，省作协组织作家前往山区云浮市开展文化扶贫活动，已经74岁的老迈身先士卒，承担了全景式采写云浮人奋斗脱贫的大型报告文学《朴朴实实云浮人》……他一生著作等身，所获荣誉就连他儿子至今也无法数清。我只记得其中一项：广东省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仅此一项，已证明他在中国、在广东的巨大文学贡献。
老迈一生贫寒，先有母亲需要赡养，后有身患绝症的妻子需要医护，还有工作不稳定的子女要不时给予接济。但他从来就淡泊金钱，不计得失。《欧阳海之歌》第一版，他获得他一生中最大的一笔稿费2900多元。其时，这笔巨款足可在广州购置一座小楼，但他把这笔钱悉数当作党费上缴。1985年前后，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在异国他乡，他和全体成员也都保持艰苦朴素的品质，省吃俭用，结果，组织上给予代表团的零用钱仅用去不到一半。回国之后，经与全体成员商定，他将剩余零用钱悉数交还组织。这在当时的作家圈里传为佳话。1990年前后，有美国媒体获知他珍藏有他与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合影的照片，提出巨资购买，被他断然拒绝。就在四天前的15日下午7时左右，他的儿子金东通过微信向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报告他逝世的消息。张培忠第一时间代表省作协和全省文学界对金老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对金东及其他家属表示亲切慰问.金东郑重其事地告知：依照金敬迈的遗愿，他生前的手稿照片一应资料全部无偿捐献给正在建设的广东文学馆。老迈赤胆忠心、爱憎分明、淡泊名利，不断以其言行诠释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党员作家的本色，是广大作家学习践行的楷模。
他活着，我的收获最大；他走了，我的损失更大。1995年初，我的长篇传记文学《庄世平传》在汕头召开创作座谈会，他亲临现场，既指出写作上的得失，更慷慨激昂地赞扬一代爱国侨领庄世平以及千千万万爱国华侨对于新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1996年秋，我到家乡普宁市挂职担任市委常委，他多次前往，教我如何为官为人。1997年初，我的长篇小说《东方玛利亚》在普宁举行研讨会，他亲临大会历数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称赞这部小说是我“里程碑式的作品”。《东方玛利亚》发行仅一个月，就又再版发行。2002年夏天，我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几乎每有活动，都有他的身影。只要有他参与，几乎一呼百应，功德圆满。平时小至作者之间的纠纷、申请入会，大至作者的作品出版发表、评奖评职称，他都找上门来，仗义执言，比自己的事情还着急。他是我家里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常在我的居室随意走动，末了自个带上一点烟茶酒，然后连一句“走了”也不说就离开。每次我打开家门，看着他的背影对他说：“以后有事就到办公室聊。”他却连搭理一声都不理！嘴上这么说，他还未进入电梯，我们已经在期待他下一次的到来。他带给我，还有我妻子儿子的，是欢笑，是教诲，是豁达，是爽朗！
如今斯人已逝，笑声已成绝响。老迈呀，咱们阴阳相约，但求梦中再聚，再求来世再聚！
老迈呀，你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