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敬的老兄、诗人刘章突然于2月20日走了。他走得太仓促，又时处于抗疫交通管制的特殊时期，连去为他送一程都受到了限制，这使我们和天南地北的刘章粉丝们更难按捺心中的悲情，于是纷纷写诗著文以悼念。翻出刘兄大小诗集散文集，和前几年由线装书局出版的11卷的《刘章集》，读其书，思其人，慨叹其不同寻常的一生。

刘章是燕山之子。他于1939年降生于承德兴隆的山村上庄，成为一个贫苦农家的“老五”。三四岁上，他就和哥哥姐姐在房前小平台上看守“消息树”，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开会站岗放哨，也多次随母亲爬山钻洞躲避日本鬼子围山“清剿”，几次险些死在敌人的刺刀下。有一次与鬼子们碰了头，无法再躲，小刘章便主动哀告：“放过我们吧，我们还都是孩子！”侥幸逃过。事后有人夸他人小胆大，将来一定有出息。6岁时，鬼子强行烧房迁民，小刘章便随父母被赶到“人圈”里，经受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饥寒煎熬。可以说，刘章从小就在刀尖上滚过，又在苦水中泡大。他爱帮助父母干活，更爱读书学习，爱听哥哥姐姐唱的歌谣和《呼延庆打擂》等故事，从小就萌生出一颗朦胧的诗心。1956年在兴隆中学读初中时就开始练习写作，后被县里保送到承德一中读高中。他在地区报纸上发表了新诗《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又在《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发表了诗作。但后来赶上“反右”运动，刘章遭受了第一次政治打击，于是春节寒假后在家孝母，自请退学，学校发去了一张肄业证书。1958年开始“大跃进”，全国掀起了新民歌运动，他卷入那种热潮中，当年10月在《诗刊》发表了《日出唱到太阳落——新民歌二十首》，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1959年便出版第一部民歌体诗集《燕山歌》，1962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刘章被看成一位青年人才，几度被安排到公社文化站工作，又曾在小学代课。“四清”运动来了，他被派下去包村近一年。此后在政治运动中几经磨难。1971年当村支书。1973年，他的第二诗集《映山红》出版，省和地、县借调他次数日多，便辞了职。1975年他脱产到兴隆县文化馆当副馆长，1976年被《诗刊》社借去当编辑，1977年12月正式调到刚成立的河北省歌舞团写歌词，从此才在省城稳定下来。为了诗歌创作，他于1982年5月自愿调到石家庄市文联任副主席，直到退休。说起自己的经历和学历，他自嘲说：我是“晚稻田大学毕业”，那是借用日本早稻田大学之名化用的一句戏言。上庄的山山水水和风土文化造就了他，使他能够忍耐也敢于斗争、敢于拼搏，也能不断超越自己进行艺术创新。

刘章晚年总结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经历时说，“上庄，是我永远的根”，“童年是一笔财富”，大风大浪是“一本大书”。他也说，过去的喜是美的，悲也是美的。他经历的悲悲喜喜都成为他创作的宝库。

刘章的诗起步于乡村，最得心应手的也是农村题材。《一个共产党员的碑文》，是真人真事的诗化表达。《北山恋》荣获1979-1980年首届中青年新诗奖。诗歌《在牧场上》这样写道：“花半山/草半山/白云半山羊半山/挤得鸟儿飞上天//羊儿肥/草儿鲜/羊吃青草如雨响/轻轻移动一团烟……”此诗是刘章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传播甚为广远。

他喜欢燕山丛中的花草树木和鸟雀，曾写出《杜鹃枝上月三更》描写啼血的杜鹃鸟：“多少爱/尽在悲歌中/一声复一声/夜深难尽情……歌停时/明月正三更”“从枝头掉到地上/疲惫地半睡半醒/啼血滴入了土层/笑看着杜鹃花红……”这些诗句沉重而苍浑，但他最后说：“我是一只杜鹃儿啊/我歌唱/用我的生命！”这又是多么悲壮、阳刚。刘章炼字炼意，一丝不苟。他说自己经常为一首诗中的一句或一个字，夜晚几次开灯，“直至筋疲力尽”，那么他自喻杜鹃啼血就是他的真切体验、灵魂入境了。

刘章一生写出了2000多首诗和数百篇散文随笔、文论。他说自己的追求是“让新诗有旧体诗的韵味，让诗词有新诗的生命元素”，这便是刘章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诗艺观。他从1965年开始试写旧体诗，1978年曾经废寝忘食地攻读古典诗词。他崇拜唐宋大家李杜苏辛，也敬仰当代贺敬之、艾青、臧克家、阮章竞、李季、田间等革命诗歌大家。他在民歌、新诗和旧体诗的结合上成为一代楷模。如《山行》：“秋日寻诗去，山深石径斜。独行无向导，一路问黄花。”此诗已经广泛流传40多年，被引用、朗诵已是不计其数，可谓旧体诗词与新诗结合的经典之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人说刘章是农民诗人，我与张书亭在《当代人》著文，表明不宜再称刘章是农民诗人，得到了广泛赞同。刘章的诗体创建具有重要的文体意义和美学价值，终于无可争辩地自成一体、自为一家。在他大批精致而能够传开的精品力作中，多有如前提到的炉火纯青的传世杰作。他的农村情结和燕山乡间生活与他的文人品格形成了上世纪以来中国诗坛的“刘章现象”，也几次掀起过“刘章热”。贺敬之、柯岩夫妇和臧克家、李瑛、高占祥、郑伯农等长期地关心刘章，既是因为刘章为人真诚且吃苦太多，身体多病，更是因为他在诗艺上的大胆开拓、成就显著。

刘章兄已去，诗魂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