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武汉遭遇疫情以后，您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这座城市病了，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孩子，我们怎么办？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这是您笔下许多武汉市民的心声，相信也是您自己的切身感受。作为武汉本地作家，您起初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决心投入武汉抗疫一线采访的呢？
普玄：我的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不到5分钟的车程，距湖北省新华医院隔一条马路。疫情期间，我住在我的创作室。在疫情初期，武汉市民对病毒的认知是模糊的、混乱的，如果早期大家都不朝医院里拥，可能最后也不会感染那么多人。在疫情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本能和自觉。我跟一个朋友说，我们能不能开着车或者是骑着自行车，去给这个城市拍照？当时还没有社区管控，我的想法就是去拍拍医院，拍拍街道。最初几天，我每天坚持到超市去，还打出租车到处观察。到2月中旬，小区开始严控了，出不去了。从2月下旬开始，我真正地投身到一线，拿着证件正式去各处采访。
记者：您后来还加入了中国作协的采访小分队，并创作和发表了多篇抗疫题材作品。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段经历和其间的创作成果？
普玄：中国作协于2月下旬组建了深入武汉抗疫一线的采访小分队，湖北作协安排我加入采访的队伍。当初有一个简单的分工，有写科学家的，有写警察的……我的任务就是写志愿者、滞留者等。目前，我已经完成了7篇文章，加上20篇日记，总共有六七万字。已经完成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媒体上陆续刊登了。我的20篇日记，接近2万字，搜狐网站也已经开始刊载。我跟一家出版社联系好了，准备把在疫情期间写的这些文章，包括我正在采访的还没有写完的一部分汇集成书。作为一位作家，我要做的是在作品中表达真实。真实对于我的写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记者：这段时间以来，您采访了许多为防疫工作奔走出力的普通人，有共克时艰、接力助人的志愿者，也有快递员、医护人员和社区干部。能否分享一些打动您的、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普玄：我采访到武汉四智堂的一位中医杨长清。他每天坚持熬制几百袋中药，赠送给附近的执勤民警，增强他们的免疫力。有一天，他家里储备的药材用完了，就开车到靠近鄂州市的中药基地采买药材。当时下着雨，他的车子陷在乡间土路的泥坑里，整夜回不来。他手机还没电了，处于失联状态，家里人还以为他出事了。那多危险呐，随时都有可能丢命啊。幸好第二天，警察发现了他，把他的车子从泥坑里推出来了，这才化险为夷。
还有一位来自天津的普通工人唐培钧。为了来武汉当志愿者，他大年初五出发，先从天津到北京，又辗转坐火车到湖南岳阳。之后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到了离湖北最近的临湘，在那里买了一辆自行车骑到了武汉。这种温暖的、传奇的故事太多了。
我本人遭遇的一次“险情”，是有一次去武汉国际博览中心采访，门卫测我的体温超过37.4℃，之后接连测了几次，每次都显示发热状态，所以他们不允许我进去。没有办法，我只有把那个采访对象从里面喊出来，俩人都戴着口罩，在外面隔着五六米采访。我当时特别紧张，采访的时候老是分神。回来的时候，开车载我的那个志愿者朋友，他也很担心。虽然两个人都戴着N95口罩，但都特别注意着，他开车尽量将脸偏向左边，我更是注意了，脸尽量偏向右边。我回去之后喝了一碗姜汤，没有吃药，观察一个晚上，第二天就退烧了，就是普通的感冒。
记者：您的几篇抗疫作品都很富有现场感，细节充沛，人物鲜活。听说您早年是一位记者，这对您在此次疫情期间的采访和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普玄：当记者的经历，对我的这次疫情采访和写作都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让我领悟到对于重大事件，作家不要道听途说，也不要依靠社交媒体的二手资料，而是要去现场抓捕这些丰富的细节。比如《找到了当志愿者的价值和理由》一文，是我采访了两位企业家志愿者后写就的，其中一位企业家叫苏毅。当初我通过电话、视频采访了他，但之后的十几天都动不了笔，因为这个人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完美，写出来感觉是个优秀事迹的陈列，而不是文学作品。于是我克服了各种困难，进了他居住的小区，到了他家里。一来到他的生活现场，我一下子开了窍。我发现，这位企业家在家并不擅于家务，倒茶都不太会。但是就因为在疫情期间，他开始学炒菜，做各种家务事。在这个过程中，他想到，疫情对患病的家庭是沉重的打击，对很多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也是沉重的打击。一味地抱怨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如何面对。这个转变的细节和相关的感悟都是很动人的。
记者：在以往的写作中，您就擅长剖析小人物背后的大环境、大历史。您亲身经历的这次抗疫阻击战，带给您怎样的启示？
普玄：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容易滋生城市病，比如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人际关系的防范、疏离与冷漠，这也是文学一直关注的话题。但我们在这场疫情中看到了城市的另外一面——通过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共同努力，家国共同体得到了进一步的凝聚。这段时间以来，我在采访中接触到上百位这样的普通人，他们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捐钱出力，有时还被误解，忍受委屈。而他们依然做下去，把他人的事情、把这座城市的事情当成了自己的事情，他们割舍不下的是什么？就是对他人、对城市、对国家的一种情怀。我在这些人身上，理解了“人民”这个词。这个词于我，不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那些每天为防疫工作做出无私贡献的人，就是人民。他们组成了发生在我眼前的一个个真实故事。
记者：经历了这一切艰难险阻，我们欣慰地看到，武汉这座城市正在重新恢复活力，这是大家努力拼搏下的来之不易的成果。作为这座城市的一分子，您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对这座城市的未来有什么想说的？
普玄：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之后，我个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去看我的父母。我父亲快90岁了。母亲80岁，在疫情期间还骨折了。当时我听到消息，想了很多办法出城都未能如愿。现在交通恢复了，马上要赶回去。
这个城市，很多小企业主面临艰难的境遇，现在他们都在想着自救；对普通的市民来说，呆在家里几个月也憋不住了，急需要出来工作，要去过正常生活。这次疫情，对武汉这个城市、对中国和对世界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会持续10年到20年。它不光对经济，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有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的影响，都会逐渐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