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农历九月九日，接到北京市民革组织的邀请，要我去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参加重阳节的登山活动。
《易经》中把九称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九九与久久同音，喜欢想象的中国人，把它附会成生命的长长久久，因此，这一天也叫老人节。
我不禁觉得好笑，正在幻想着要做很多事情的我，怎么就老了呢？可是，自从2000年被一位老院士提名，作为人才，从东北的长春引进到北京科技大学，低头做实验搞科研，抬头给学生讲课，远离世俗，不问尘事，一晃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已57岁的我，有什么不可以称老的呢？几天前，同事的孩子遇到我还叫了声爷爷呢。
因此也就释然，很高兴地跟着去了。
在学校的围墙里很久没有到外面来，到了百里山水画廊，才觉得这里就是京畿最美的地方。“画廊”的大部分在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的园区里，大量由前寒武纪海沉积的碳酸盐岩石，经中生代燕山区的地质构造运动、岩浆活动和沉积作用而形成的节理密集的崖壁和断层，这里有层峦叠嶂的群山和暗流激涌的峡谷，属北方岩溶地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重阳节正值寒露和霜降之间，虽然天气还不寒冷，但远处的群山已显黛青的颜色，近处的草木树叶也开始零落，犹如一幅古代的泼墨山水，让人感到古朴和凝重。
午后时分，群山之中，一处简陋的农舍，木栅栏围成的院落之间，升起了一道孤烟，好像古代的烽火，告诉我们吃饭的时间到了。那是为我们准备晚饭的农家。
走近才知道，那个院落用木板搭了几个棚子，每个棚子里都有几条长凳围着一张桌子，饭菜是在一个大屋子里做的，然后再端到各个席位上。那屋子里有过去农村才有的灶台，灶台上是一口铸铁大锅，锅里炖着河里新打的鱼和农家自做的豆腐。炖菜的边上是贴饼子，那是今年刚刚打下的玉米磨成面做的。掀开锅盖，贴饼子浓浓的糊香带着淡淡的发酵的酸味，就直接进入了大脑神经，让人回想起童年和老家的味道。
参加民革组织的大多是国民党要员的后代，我认识的有原国民党时期的北京市市长何思源的女儿，国民党的重臣邵力子的外孙女，战死在北京南苑机场的抗日将领赵登禹的外孙女等。我的表哥80多岁了，也曾随国民党的部队驻守过北京的南苑机场，后随军去了台湾。几年前我也加入了民革，这个组织的人都是些爱国的民主人士。
这是一些很特别的人，以往吃饭时，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家国的历史，但是，今天谈话的主题却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我身上了，他们先是默默地看着我，接着略有迟疑地问我：“你最近怎么了？遇到了什么事情？”我先是错愕，后又恍然。
原来的我是个胖子，170厘米左右的个子，竟有172斤的体重，可是今天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个只有120多斤的清瘦“老人”，再加上近来常熬夜，脸色也有些憔悴。他们以为我得了什么严重的疾病，或者遭遇了很严重的事情。
近几年很少参加他们的活动，因此彼此已经不很了解了，于是，我对他们简单地回顾了一下这几年自己的情况：几年前，自己常常在讲堂上感觉头晕要摔倒，到医院检查，餐后血糖值已经达到30左右，是高渗性糖尿病昏迷的前兆，于是住进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告诉我：“糖尿病是不可治愈的，你需要终生服用药物，或依赖胰岛素来生活。”这使我的心情变得很灰暗。
20天后，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缓缓地走出医院，在医院的大门口，护士长追了上来，她说：“你别灰心，曾经有人靠跑步控制了糖尿病，但是也需要为此终生坚持不懈，不知你是否能有这种决心和毅力。”我立刻回答她：“只要人能吃的苦我都能吃，只要靠吃苦能做到的事，我都能做到。”她为我点亮了一盏心灵的灯。
于是，我认真地做了一个抉择，我也由此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从那时开始跑步，不管电闪雷鸣，不管风雪严寒，从未停止，一直跑到了现在。从靠吃药或注射胰岛素控制疾病的糖尿病人，到不用任何药物控制血糖的正常人；从只能跑很短的距离，到能用四十几分钟跑完10公里的路程。现在，我已由以前的大胖子，变成身材略显消瘦的跑步达人了……
这些“老人”被我感动了，他们中也有糖尿病人，他们鼓励我把我的经验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糖尿病是可以控制的，鼓励更多的“老人”通过跑步找回自己的健康。于是，我决定开始写一直想写但未真正落笔的跑者日记。
从那时到现在，从未间断过跑步和写跑步日记。我参加了多次马拉松比赛，并用3小时50分钟跑完了全程。写了200多篇日记，力求含有更多的文学性和趣味性，为我和同我一起跑步的朋友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常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森公园）里跑步，那里的人称我为“奥森老人”或“奥森传奇”。我也到各地去跑马拉松，游览名山大川，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而他们经常用网名称呼我——“黑龙”。
我的朋友中既有马拉松的世界冠军，也有只为健康而跑的业余跑者；有爱恋中的夫妻，也有正在寻找爱情的青年男女；有像我一样的糖尿病人，也有癌症患者或者盲人或者其他残疾人士；有像我一样的大学教授，也有我的学生们；有白领也有蓝领，有老者也有少年。跑步让我体验了大自然的美好，见证了很多人生奇迹。
（摘自《奥森日记》，黑龙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