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一种可以杀死五千万至一亿人口的新型流感病毒在欧洲肆虐，美国作家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险些因此丧生，这段意识模糊的经历被她称作“幸福的愿景”。患病的那些日子，她产生了一种自己被转移到天堂的错觉，那里的风景接管了她的身体，让她摆脱了痛苦和恐惧。令人欣喜的是，她幸存下来，并将她的创伤体验转化为之后的中篇小说力作《苍白之马，苍白骑士》。这本小说是直接针对大流行病创作的少数文学作品之一，在这场大流行病中，美国丧生人数的总和比在20世纪、21世纪所有战争中丧生的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波特说：“这种经历简单地分割了我的生活，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改变了我，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走出来，再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近期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也一如既往地以奇怪的方式改变着我们所有人。这是一个打破固有模式的突发事件，生活和文化将以此被分割为之前和之后。生活的改变随之而来，虽然很难明确表达这些改变，但感官上的细节将被我们编织到思想和身体中——口罩，因担心和疲劳而褶皱的医生和护士的脸，禁行标识，防腐剂的气味，空荡荡的街道，成堆的棺材——随时有可能在未来触发我们的意识回归现在。我对这种经历有着不可思议的熟悉，在过去的5年中，我一直在写一本书，试图描述1918年至1919年大流感时期的感官和情感环境以何种方式渗透到战争文学作品中。现在的情境重新唤醒了我对上个世纪的大流感的感知，仿佛一个世纪前的画面和声音再次浮现，让我既害怕又抗拒。
当我们争先恐后地寻找病毒扩散的脉络时，大流感与新冠病毒之间的比较也在蔓延。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发问，哪种病毒更严重？它们是否以类似的方式传播？它们如何改变此时彼刻的公共生活？是否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或可以避免的错误？两种病毒在暴发时的一些区别已经很明显：1918年至1919年的大流感杀死健康年轻人的速度惊人，尽管它具有独特的传染性，但它更像是一种我们熟悉的病毒，而非新的威胁，这意味着它更容易被消灭——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时机也很重要：大流感发生后，世界上最致命的战争接踵而来，这一重叠大大减少了人们对大流感的关注，尽管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丧命于大流感的人更多。5年内人类经历了两次大规模死亡的浩劫，那时的人间已经被亡魂和悲痛淹没。
从上个世纪的大流感中生发出的文学作品在深刻地与我们的当下进行对话，为艺术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准确的联结，在情感世界中，身体的感知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之间的交谈难以言表，但过往的时刻总会以一些方式回荡于现在。
波特在小说《苍白之马，苍白骑士》中用梦幻般的语言描述了病毒对人体的入侵，而对战争的表述则更加简单、真实，她在这两种语言风格中自如切换。书中的人物皆因误读了自己的处境而面临挑战，战争中的男兵、女平民、敌人和盟友都陷入了思维的固有模式，认为士兵的死亡就是最后的结局。然而他们忽略了现实的变化，真正的敌人是无形的，女性因为不平等的待遇而受到威胁，没有人认为家庭妇女和前线的士兵处境同样危险。最令人忧心的士兵流转于餐馆、剧院、医院和工作场所，即使他们之中的一人生病了，他们仍然会和周围的人拥吻，分享同一根香烟，这就是对现实的误读而带来的后果，波特将人们为此承担的风险和震撼心灵的情感捕捉下来。
现实并不只在大流行病中才会发生转变；现实根本就带有不确定性，无法确定就是现实。如今的新冠病毒尚未解读的信息也意味着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故事中所处的位置，或者甚至连这是什么样的故事都不清楚。感染人数到达曲线峰值了啊？悲剧的范畴是什么？目前的经济状况真实吗？我们现在了解那些可能致命的错误了吗？叙事的不确定性也会使我们许多人向小说和电影（即使它们是关于灾难的）寻求可能性，这些文艺作品允许我们延展出另一个故事，如同在阴影中我们坐在一个已经知道结局的地方。现代主义文学给出了另一种呈现，它们直指战后或者大流行病后世界的无情和支离破碎。英国文学家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S Eliot）和他的妻子在大流感期间不幸染病，他担心自己的思想被疾病影响，怀着这种心情，他写下了《荒原》。这是一首包罗万象的长诗，传达了那个时代背景下宏大的精神世界。它把不确定性变成了一种氛围，它是弥漫的雾气，是死亡的景象，是无处不在的生死，也是荒唐的言语。
叶芝（WB Yeats）的抒情诗《第二次降临》更加深入地解读了现实的不确定性，无形的威胁存在于人的意识中，无孔不入。周遭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都开始令人生疑，人类的身体也脆弱不堪。他亲眼目睹了怀孕的妻子在大流感中危在旦夕，几周后他创作了《第二次降临》。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每天都有人因为大流感病毒在床上溺亡，因为他们的肺部充满了液体，导致鼻子、嘴巴和耳朵突然出血。当然这首诗的混乱和恐惧感不仅来自于病毒这种不可名状的、无形的威胁，还来自于很多其他的原因，比如战争、革命和爱尔兰的政治暴力，失控的政府状态如同血腥的潮汐一般将无辜者淹没。
病毒的隐匿性同时也促生出另一种情感，担心将可能致命的病毒传染给另一个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染性内疚。病毒的传播性是众所周知的，但传播途径又很难被明确，确实令人忧心忡忡。美国作家威廉·麦克斯韦在小说《他们像燕子一样来了》中回忆起自己怀孕的母亲在大流感中丧生的伤痛，书中主人公被各种各样的假设困扰着：如果他们早些把孩子们带出学校？如果他们搭乘的是下一班火车而不是这一班？如果他们那天没有进入房间？这种内疚卑微地存活于脑海中，得不到解决且无法解决。一个触摸、一次拜访、一次被忽略的手部清洁……由于这些无心之举对挚爱或者陌生人造成的伤害而产生的内疚，可预见地接连出现。小说《苍白之马，苍白骑手》中的主人公在深夜的梦魇中惊醒，一支支无形的箭一次次地射向她心爱的人，她百般试图阻止，但一次又一次地死去。
正如我们每天目睹的那样，由不确定性和恐惧酝酿出的毒酒流进了寻找替罪羊的残忍套路，将无形的病毒虚构成可见的敌人。排外主义编造的“中国病毒”“西班牙流感”把一整个群体推到了被谴责的位置上。医学意义上的传染性、疾病和污染演变成带有歧视性隐喻的道德不洁和危险。20世纪早期的恐怖文学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在战乱和大流感之后写下了自己的偏见和对同性恋的恐惧，认为移民部落和叛逃者正在侵蚀雅利安人的纯正血统。在大流感席卷了他的家乡罗得岛州之后，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里充斥着从大流感和战争中死而复生的僵尸人物，他们打算进一步对世界进行破坏。在病态氛围和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下，洛夫克拉夫特塑造出一种可以不受惩罚、肆意虐杀的怪物，此举提醒我们，有一种对病毒威胁进行拟人化的描写，不过是危险的套路，以伪装那些含有恶意歧视的不良动机。
然而，真正感知以上种种情感的还是我们的身体。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一生疾病缠身，心脏也在大流感中受损。她的论文《论生病》探究了疾病和身体是如何被排除在艺术和意识体验之外的。我们一直在否认一个事实——“整天整夜，身体都在被干预。”在急性疾病中，世界既可能削弱也可能夸大身体的痛苦，一部分体验之所以被隐藏起来，是由于身体自身深刻体会到的疏离感。正如伍尔芙所写，“那些身躯独自颤抖……在孤独的房间里与病毒抗争”——这是容易被忽视的感受。1918年大流感后的文学作品对身体对抗病毒的内部斗争进行了编码，记录下病毒可能破坏人体内部感知的方式，以及发烧、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将现实变成虚幻世界的方式，它们有时直接表达，有时零星闪现，又或者像一道回声从远处传来。
我们的身体和文化终将被影响。此种经历将如何在我们的细胞中、记忆里、大街小巷上延续？大流感给人类留下的阴影，对死亡的持续认知，仍然在回响。伍尔芙笔下的女主角病愈后穿行在伦敦的街头，她脆弱的身体、无力的心跳以及迟钝的感知让病房的景象、声音和气味再次飘回到她的意识里，从那一刻起，她知道她将以另外一种方式感知伦敦。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当局者，我们的身体此时都很忙，忙于记录现在的“战疫”，让历史的回声在未来的某一天响起，以资借鉴。
（作者系美国里士满大学文学教授，本文译自2020年4月8日《巴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