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雨生百谷，花开百福。阳光穿透一场夜雨后的乌云，一切都似水洗过的清暖澄明。鸟儿振羽浅唱。桃树结了数十个纽扣似的青果，洁白的桔花尽情舒展，清芬流溢。蜜蜂殷勤的飞吻后，繁花去留有数，落英遣散，米粒大的桔守候着值得期许的秋天。狭窄的阳台，由于自然合和，在68天无人照管中饮光吸露，倔强成长，像渐趋复苏的武汉，点点滴滴有了昂扬向上的未来。农谚有云:清明断雪，谷雨断霜。之后庚子再无寒，人间芳菲尽向暖。
与这天时相应和的是4月18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截至4月17日24时，武汉市城区整体降为低风险。这个消息对于硚口区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4月11日我首次执岗守卡时的硚口区，还是武汉市惟一的中风险区，也就是说硚口区还有没转为绿码的病人。好在社区姜副书记告诉我，硚口区园博北社区曾有15例感染确诊病人，现都已转为绿码。
4月11日，周六。5时50分，起床，比预定的闹钟早一小时。
梳洗完毕，做早餐，烧开水，将手提袋里装一瓶开水、一把伞、一包卫生抽纸、一瓶75%酒精消毒免洗洗手液，还有感冒滴丸和阿奇霉素分散片，自认为“有恃无恐”，便上路了。车行一小时，抵达位于汉口的武汉硚口区长丰街园博北社区。
只见“零新增不等于零风险”“打开城门不等于打开家门”“解封不等于解防”“珍惜来之不易，切莫放松警惕”几行大小字赫然显示在人流穿行的道口。一面锤头加镰刀的党旗与蓝色隔板合体，牢牢地坚守进出要道，雨打风吹，岿然不动，一眼望去，十分提神鼓劲。这就是我的战斗岗位。进出三股道，两股为行车道，一股为人行和非机动车道。
我穿高领毛衣，外套带绒冲锋衣，再穿一次性雨衣，依然寒气袭骨，于是不得不换上无纺布白色防护服。好在有风无雨。一条笔直的雪莲路贯穿南北两个社区。如果天寒地冻，这路口必有典型的穿堂风驶行，此地久站，极易受寒。我只有不停地走动，时不时学蚂蚱蹦跳几下，阴冷到午后才完全缓解。
目前武汉市各小区，采取的是“四必须”管理措施，即身份必问、信息必录、体温必测、口罩必戴。而这些措施主要依靠守卡人执行到位。我们的职责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守住进出社区的惟一通道，监督行人扫码后凭健康绿码通行，做到“四必须”。
园博北社区居住着1至16栋2023户5058个居民，是一个开放式社区。放眼望去，都是赤红的13层楼房。华生园博汽配商业街像一条桥梁贯通南北。我们值守的路卡是将这条占据整条雪莲路的商业街在城华路交汇处截取，临时用隔板搭建的路卡。省作协对接北社区，省社科联对接南社区。南北社区临城华路主街鳞次栉比的，是功能齐全的商业门店，酒店、理发店、按摩店、地产中介店、诊所药店等，不一而足。
密集的居民群长期共享开放式自给自足的生活环境，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社区管理，疫情控制必然更为艰巨。这里人员出入量超大，几乎每一秒都有人进出。
这里早晚更是出入高峰，买菜、买早点者络绎不绝。社区姜副书记告诉我，社区团购依然存在，但是更多的居民愿意冒风险到小区外的菜市购买。那些绿叶菜也确实新鲜，因为菜市与郊区接壤，菜来得便捷且便宜。莴笋一根一元钱，一斤小龙虾中等个头的12元、大个的28元。我有时会劝那些在外吃早点的人，能不能就在家做了吃呢？他们说，不行啊，要换口味啊！
常见男女老少穿一身睡衣，趿拖鞋，晃悠晃悠就出来了。有的边走边吃，你得提醒他，人群里不要摘下口罩；有的人把口罩挂在鼻子以下，你得提醒他把鼻子蒙好；有的虽然戴着口罩，却能看见脸和鼻子，你得提醒他把鼻子那里捏一捏；有的人会举着在别处扫过后呈现的绿码想蒙混过关，你得告诉他要重新扫码，否则记录里还显示你在原来的地方；有的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或者只有老年手机，你得告诉他们去社区开具健康出入证明，社区与我们的口径是当日有效；有的年长者不习惯进出扫码，或者不会操作，你得一步步指导他填写、提交，直到显示健康绿码；有的说，我就出去一哈，尽扫个什么码？我们要告诉他，扫码的目的是记录行动轨迹，一旦有疫情，可以立即把你找到。这是一条疫情追踪链。如果一个节骨眼断掉，其实受损害的是自己。社区规定快递一律不许进入小区，所以卡口处也是各种快递聚集蹲守地。人流聚集，在卡口处形成一个巨大的涡漩。
黑格尔说，纪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而在这里，冲岗的事时有发生。这天，由长丰街办派出的4位志愿者开始加入值守。他们管出，我们管进。他们平均年龄30多岁，年龄最大的队长才40岁，值守的时间是10时至22时。遇到冲卡人，我们向他们呼叫一声，他们会立即跟进执行。我问他们为什么现在加入进来，姓刘的小伙子告诉我：因为在其他小区出现了红码出入问题，所以加强了监管力度。好在目前我们的卡口没出现一例体温不正常或非绿码通行者。
我们的午饭是由硚口区长丰街办统一提供的盒饭，小组指定建新开车去指定地点领取，两荤两素，偶尔还会有一碗海带骨头汤。虽然叶菜往往被盖子压黄了，但对于半天没喝一口水正冒烟的喉咙来说，这青菜还是最易入喉的。
我们的餐桌五花八门。队长晓晖主席选的是“胡胖子”街檐。狭长的窗台，刚好搁稳一个塑料菜盘。他搬一个红塑料凳在屋檐下坐下，便背靠人来人往的街道，低头专注地吃起来。
“胡胖子”是卡口旁一家大型酒店。贴在玻璃窗上的剪纸大字“我爱你中国”特别触动我，让我想到武汉人那颗怦然发烫的中国心。一个胖厨师捧碗翘大拇指的大头贴，像一枚徽章镶嵌在二楼窗格，估计那便是胡胖子的招牌形象。而那把至今没有打开的U形锁一直寂寞地看守着大门。透过落地玻璃窗可以见到整齐码放的酒和饮料，那是这座城很多人猝不及防摁下的暂停键。每看一眼，都会为武汉餐饮业受到的重挫暗自揪心。我们叹息说，“胡胖子”成“胡瘦子”了。
这门口也是送外卖集中交接的地方。所以常常听快递员联系订货方说：我现在在“胡胖子”这里。我们就笑起来说：他们天天给“胡胖子”做广告，这“胡胖子”将来要付广告费才好呢。
我吃午饭的餐桌是车“屁股”。凳子上大多贴了扫码图，那就站着吃助消化。只是吃完要用卫生纸打扫车盖上的“跑冒滴漏”。常有路过者看一眼，或曰：蛮造业的。我暗笑他们到底是理解支持我们的。或有人打趣说：生活还可以吧？我回答，可以，蛮好。他们又笑曰：能饱肚子。
同事建新说他眼睛老花，看不清测温枪上的字，说还是女的测体温好，不担心女的向他们头部“开枪”。男的就不行了，搞不好，他们会反手打一巴掌过来。这“枪杆子”便历史性地落入我手里。其实我也是首先在其手腕部测温，实在测不出，才指向头部，也会温馨提示：给您测体温。
常有人主动把头伸到我面前说：来，打一“枪”！有一位40多岁的男子测了手腕体温不满足，又先后指着自己的额头、太阳穴和脖子，说：都测一下！结果几处都显示不同的体温。有个过路人说：你最辛苦！我惊诧问：为什么？他说：我总看你举着个“枪”站这里。有的也会不耐烦说：我一天100个来回，有个么尽测头沙？总之，年轻人都已养成自觉扫码通行、伸手腕或者挺额头测体温的习惯。现在想来，这人群里流动着多少值得珍惜的信任和善意啊。
每天在我眼前走过的人都一如往常。他们脸上写着坦然、从容、快乐、淡定，仿佛那场谈虎色变的疫情从来都不曾来过。他们或着睡衣趿拖鞋到市场，在人群中穿梭；或端一碗热干面，一边扫码一边任你向他头部“开枪”；也有因一时太过拥挤，彼此挡了道而火气上涌骂架的，我们立即解劝制止，大家也就马上云淡风轻，调头散去；还有90多岁的老爷子，睁着一双发灰的眼睛，拄着拐杖，将一袋面窝拎进拎出，视卡口为菜园子门。问他做什么去，劝老人在家待着，他又听不见。旁人解释是找老朋友去玩的，结果没找到。大家一笑置之。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老人家都百把岁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就任他来去吧。
有时听人在电话里这样大声描述她所在的位置：白衣服红衣服都在的这个地方。白衣服指的正是省作协“下沉”工作队，红衣服指的是长丰街道办事处的志愿者工作队。
第一天值守，整整9小时，屁股挨板凳不超过5分钟，喝过一次水，上过两次厕所。我对同事笑说：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在汉口当“守门员”。守门员一定要看好门，踢好临门一脚，否则对不起红袖章上“志愿者”那三个字，对不起这一身外省支援的防护服。
说起红袖章，有个小故事。那是4月11日上午，我随清和主席到硚口长丰街园博北社区办公室报到交接。我是省作协第二批抗疫工作队两个小组的联络员。清和主席问社区王书记还有没有红袖章，最好给我们新换的8名工作队员一人发一个。这样便于工作，将来也是个纪念。“纪念”撞入耳鼓，让我特别震动。是啊，汹涌的疫情已经退潮，我虽然只是在余浪里参与泅渡，但我们一定会记住那最艰难的76天，也一定会反思我们自己在这段艰难岁月里的所做所为。无疑，到前线去，到社区去，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应有的操守。
可王书记很干脆地回答，袖章没了，再无下文。此时，社区办公室一位男性志愿者凑过来说，把我这个给她吧，边说边将红袖章从胳膊上脱下，递给清和主席。清和主席郑重地将红袖章交给了我。我低头一看，那袖章色泽还很鲜亮，只是有两道很深的戴过的褶子。袖章上面端庄地写着两行字：“长丰街防疫志愿者”，是黄色的黑体字。这“志愿者”三字，让我霎时热血沸腾，心底涌起一股满足和踏实。
我确乎是在单位招募工作队员时，主动自愿报名的。对于我深情眷恋的武汉，在她艰难无助的时刻，我无意中告别了她，陪伴在乡下父母身边。很多次，我苦于城村封的禁足令和没有交通工具，不能更早返回武汉。本来我还有两个私家专车亲友答应届时捎带我返汉，但是他们安排的日程都在武汉解封日，即4月8日左右。可我等不了那么久，我对武汉的思念迫不及待。这么多年，武汉在我心中就像我痴心不改的爱人。一个女人注定是要跟随爱人共担风雨的。于是在武汉动车启封当日——3月28日我就抢了一张高价位动车票。不料单位办公室告知没办通行证，即使回到武汉也进不了小区。通行证从申请到指挥部审批下达，要两至三天。我不得不马上退票，又抢了4月3日抵汉的火车票。过了两天，又告知通行证取消了，凭健康绿码即可通行。我于是加钱抢了更早回汉的票，很幸运，总算抢到3月31日傍晚4时52分从枝江北出发，19时17分抵武汉站的动车票，再次将4月3日的动车票退掉。
对于我提前返汉，母亲起初是反对的，而且语音哽咽。后来，在电视里看到全国大量返工消息，也就慢慢释然。她为我专程到镇上购回一次性雨衣、口罩和手套。3月31日，我雨衣执甲，全副武装回到大病初愈的武汉身边。夜色寒凉，当一眼见到“武汉”二字，顿时泪哽在喉。我想，我终于回来了。希望从此给你增添一份力量吧。所以，当单位招募志愿者的时候，我如愿以偿报了名。
下午在卡口遇到一对从深圳返回的夫妻。阿姨开心地说，在深圳待了100天，冬装去春装回。一件红上衣闪着玫红的光泽。我问她，这衣服是新买的吧？她笑嘻嘻回答是的是的，哪想得到呢？她和街坊热情地打招呼，脸上满是终于回家的喜悦。也有一位小伙子，拖着行李箱，背着电脑包，穿着棉袄，满头大汗笑着说：终于回来了。他是在小区内的公司上班的。
我想，虽然我们每天只在这里站9小时，但无论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片土地都有了我们站过的体温，都有了彼此难以抹去的记忆。或许在这漫天的春光里，就滋生了一些温暖的种子，以后无论身逢何处，定有夏日绿荫般的交叠回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