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禹
徐则臣新作《北京西郊故事集》里的故事发生在新世纪初，其中，《六耳猕猴》《如果大雪封门》《摩洛哥王子》等9部短篇小说无一例外将目光聚焦于进城青年身上，延续了此前《跑步穿过中关村》《啊，北京》《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等作品构成的北京叙事谱系。只不过，这一次故事发生的空间更为具体和集中——北京西郊。围绕一座出租房，四位来自花街的年轻人开启了一段或悲或喜的“大都市生活”。
“我”（木鱼）因为神经衰弱辍学，来到北京帮办假证的姑父发小广告，在海淀的出租房里，结识了几位年龄相仿的老乡：热情正直的行健、开朗乐观的米箩、淳朴善良的宝来。他们昼伏夜出，但丝毫不妨碍和所有冲进北京的年轻人一样，“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而细察之下，这梦想似乎平庸得无可救药。但小说集表现的重点并没有放在“成功拜物教”对进城青年精神和肉体的侵蚀上，也没有表现他们为追求梦想奋斗的过程，而是试图探讨一种城与人的关系：像他们一样没有文凭、没有背景、没有技术、没有资本的普通青年，在城市中闯荡的意义何在？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在直接和间接经验中完成人生意义的找寻。
理查德·塞纳特如此定义城市的特点：“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stranger）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在徐则臣笔下的“北京西郊”，有梦想着用废旧零件组装出汽车的咸明亮、患有神经衰弱症的销售员冯年、毕业于音乐学院的流浪歌手王枫、被拐卖的小乞丐小花、本是乡村教师的餐馆服务员小叶、想看一场大雪的鸽子饲养员林慧聪、来寻找另一个自己的戴山川……对小说中的人物而言，正是相遇之后的再相遇，让他们得以在相似命运的人身上反观自身，寻找自我。
《成人礼》讲述了行健与小叶的交往。小叶告诉行健，自己本是一所学校的老师，曾和分到本地的一个北京大学生交往过，是他告诉自己“要多出去看看”。出来六七年后，小叶最终选择回家，她让行健明白了“出来难，回去更难”的道理，人总是逃避现实，回乡才真正需要勇气。行健也因此明白了：好好干，在北京扎下根来。《摩洛哥王子》中，流浪歌手王枫让“我们”看到了善良和信念的力量。怀才不遇的王枫在地铁中卖唱，却始终坚持着音乐梦想。搬到一起后，“我们”也都各自买了一件乐器，在羡慕他的音乐才华外，他的执著和善良更深深打动了“我们”，带动“我们”和他一起拯救被拐卖的小乞丐小花。《屋顶上》中，在目睹了宝来的事故后，“我”（木鱼）决心回去好好念书。《轮子是圆的》中，在大家面对遥不可及的空洞梦想只是嘲讽自己的信口雌黄时，咸明亮造车的梦想竟然成真。《如果大雪封门》中，林慧聪的梦想是看一场真正的大雪，他的单纯让“我们”不忍再打掉他赖以谋生的鸽子炖汤。而《兄弟》中的戴山川就更为直接，来北京，“我要找的就是另一个自己”。类似的故事使这部小说集有了一些成长小说的色彩，在北京西郊这个五方杂处的世界里，“自我”被重新发现、塑造、改写。
与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陈金芳（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执著的精神世界探索者张展（孙惠芬《寻找张展》）、把奋斗视作生命底色的阿信（彭扬《故事星球》）、用回归实现自我救赎的小六（鲁敏《奔月》）等人物不同，北京西郊故事里的青年形象耐人寻味，他们没有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人生，也没有那么高尚的精神救赎，他们是数量庞大的一类进城青年的代表，他们年纪轻轻、碌碌无为、随波逐流。但时代不会抛弃他们，他们终将成长。
由此，小说集试图在城市经历对进城青年的意义上给出新的思考：如果获取财富、实现跃升或成为城市人的梦想都落空后，曾经对故土的“背叛”应该被否定吗？我想，即使是被打成傻子的宝来，抑或是意外身亡的天岫，可能都并不后悔。
正如奥古斯特·恩德尔在《大城市之美》中所说：“因为这就是最不可思议的，尽管有丑陋的建筑，尽管有噪声，尽管有人们所指摘的一切，但大城市对想看到它的人来说依然是一个美丽和诗歌般的奇迹，是一个比任何作家讲述的都要多姿多彩、形象生动、变化多样的童话，是故乡，是一位每天都让孩子沐浴在前所未有的幸福的奢侈的母亲。”无论留下与否，当城市的光环剥离了绚丽外衣后，这段游历的过程也就无关成功与失败、屈辱与尊严、幸福与痛苦，一切经历都将成为青春的底色，进而在未知的岁月里沉沉浮浮、若隐若现。
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北京的城市形象也浮出水面，它不再是政治化、商业化、国际化的北京，而是打上鲜明作者色彩的“文学北京”。徐则臣说：“正如我一直在开辟的另一个文学根据地北京。我们都知道北京在哪儿，大概长什么样，我小说里的北京既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个北京，也是大家所陌生的北京。我在用文学的方式拓展和建造一个我自己的‘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出租房……这些我们熟悉的符号显示出徐则臣对一以贯之的特定空间的关注。
另一方面，小说集中呈现的“文学北京”显然是在与花街的对照关系中完成的，二者形成了一种“显—隐”关系，小说集中的人物无论是性格、人物关系还是成长史，都深深打上了花街的烙印，这也使叙事空间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勾连起中国社会城市化的现在时，并与前几年喧嚣热闹的“逃离北上广”讨论形成呼应。作者在“回不去的故乡与留不下的他乡”问题上找到了折中的路径：去留成败皆英雄，此心安处是吾乡。离去与归来某种意义上并不构成成长问题的本质，作者呼唤的是一种面向现实、真正生活的努力。
以城市文学的视角来反观《北京西郊故事集》，可以发现，小说中所探讨的问题在文学价值之外，也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无数农村和乡镇人口涌入大都市，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具体而微的个体，他们在城市中的命运沉浮不仅主宰着自身人生道路的方向，也在形塑着城市的外在形态与精神气质。显然，正是这一个个个体，让城市脉搏生生不息地跃动，而进城青年似水面下潜藏的冰山般决定着这跃动的幅度和力度。《北京西郊故事集》在某种意义上营造出文学与社会学之间耐人寻味的张力，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文坛近年来对城市文学的焦虑与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