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搬到西北五环外，抬头看见百望山。名副其实的北京西郊，脚底下的这片土地，在十几年之前还叫龙背村。从这里坐地铁去单位，弯弯绕绕需要一个半小时。地铁也会坐累，下班回来，过了十号线的海淀黄庄站，我经常半路下车，哪一站都无所谓。出地铁站，就是广大的北京西郊。

2002年到北京，读书、写作、成家立业，从一间房子到另一间房子，搬了5次家，一直围着西郊打转。北京很大，但对我来说，北京只是这一块，我熟悉的也只有这一块。这里有我的亲人和师友，有我18年来安宁浩荡的生活。很多年前，这里的每一条街道、马路和胡同我都走过，每一座高楼、平房和四合院我也都看过。很多年前，你总能碰上一个背双肩包的年轻人像游魂一样在大街小巷穿行。

我在这里结识了五湖四海奔波而来的朋友，他们分属五行八作，怀揣看得见或秘不示人的本领。那时候都还年轻，英雄不问出处，一个眼神对上了，就啸聚街头巷尾，找个小馆子吃喝起来；因为不胜酒力，别人大碗喝酒，我只大块吃肉。就是在西郊这里，我遇到了这些故事中的宝来、行健、米萝、咸明亮、冯年、天岫、张大川、李小红、张小川、王枫、林慧聪、戴山川，也遇见了“我”自己，木鱼。

一晃十几年过去，歌楼听雨的少年年岁已长，壮年听雨者，鬓未星星人也星星了，皆客舟中四散而去。除了我，留下来的都算上，一桌牌局怕也难以凑齐。他们离开是必然的。看过这些小说的朋友问我：他们非得走吗？我说：非得走。不惟是京城米贵、居之不易，还因为他们在精神上扎不下来根。这个世界有多少条宽广的道路就有多少根绊脚的绳索，这个世界有多少种欢聚就有多少种离别。

在高谈阔论之间，在推杯换盏之间，在畅想未来和黯然神伤之间，我看见他们的道路慢慢变成绳索，我开始经历一个个欢聚之后的离别。我扳了指头数过，行健们，咸明亮们，冯年们，张大川们，王枫们，林慧聪、戴山川们，没有一个在西郊待得超过10年。10年后，剩下一个我。

我也没有扎下根，但我用了18年的时间替他们证明了一个问题：扎下根跟户口、编制、房产证、娶妻生子、家业兴旺没有必然关系。当然，一个现代人，是否一定得在故乡或者他乡扎下根，同样是个破费思量的问题。这些事说来话长，他日辟专章单表，此处只说他们。有朋友把集子翻阅一遍，看得泪目，问我：

他们只能失败吗？

我答：他们失败了吗？

我确实不认为这是失败，离开不过是战略转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人生无非如此。可以心无挂碍地来，为什么不能心无挂碍地走？

那么，从2010年到2017年，我花了8年的时间才讲完这9个故事，又是为了什么？简单地说，为了重新回到那一片我和朋友们曾经走街串巷的西郊之地。就像现在这样，经常半路下车，一个人去那里走走。幸亏这些年我一直在附近转悠，小的变化未必都能历历在目，大的动静多少还是看见了一些，否则，西郊的有些地方，贸然故地重游，真要找不着北。面目全非虽不至于，鸟枪换炮却是不可避免。小平房的屋顶不见了，废墟不见了，尘土飞扬的道路不见了，冬天弥漫的煤烟味不见了，小馆子、小摊点不见了，南腔北调少了，街巷里晃荡的人影少了，很多棵树也彻底消失了。从形式到内容，西郊正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单行道上一路狂奔，跑出了十几年前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

前两年，在同是以西郊为背景的小说《天上人间》的再版后记中，我写到一个朋友。他曾是《天上人间》里的一个人物原型。他说，搬家收拾行李，翻出了第一版《天上人间》，随手打开自己的故事，一直读到号啕大哭。哭累了，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只鞋，那只光脚为了躲开地板砖的寒凉，一直踩在另一只脚上。他站着看完了那个故事。他说整个阅读如同不停地擦拭一面斑驳陆离的镜子，逐渐清晰地看见了自己。他跟一个年轻、茫然、勇猛、纠结的自己相遇了。他的痛哭并非来自某种得意、失落或者缅怀，仅仅是因为看见了一个被逐渐还原回去了的鲜活的自己，在遥远的8年前，如同一个奇迹。

这个朋友现在几乎可以是这本《故事集》中的任何一个人，包括作为作者的我自己。我和他一样，也在擦拭一面光影漫漶的镜子，期待与自己，还有那些曾经相聚西郊的朋友再次重逢；他用读，我用写。

那一段沸腾又喑哑的时光，时至今日，哪一种才是打开它的正确方式？头脑中突然冒出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中的一句诗，似有莫名的契合：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静夜高诵，献给所有在西郊相逢过的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