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参与此次脱贫攻坚题材的创作，您为何选定清远英德市的江口镇连樟村、韶关市仁化县及汕尾市海丰县为重点采访地，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当地情况？

丁燕：这次由中国作协牵头的脱贫攻坚题材创作工程是个大行动，涉及全国多个省份。《岭南万户皆春色——广东精准扶贫纪实》反映的是广东省的脱贫攻坚情况。在选择采访地点时，我有意做了地理上的区别。其中，连樟村属于粤北地区，因为山多地少、交通不便而造成了贫困现象。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位于这一地区的东莞市，对口扶贫的城市有三个：广东省的韶关市、揭阳市和云南省的昭通市。我选择了一位东莞派驻到韶关市仁化县的扶贫干部作为采访对象。汕尾市海丰县属粤东地区，靠近南海，交通不便，农业和工业都不发达，虽然有着悠久的革命文化传统，但却一直被贫穷所困扰。三个地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三种状态，可让整本书更具综合性和立体感。

记者：您前后去采访了多少次？每次有什么不同的收获吗？

丁燕：最难忘的还是在连樟村扎根采访。我在连樟村连续采访了30多位贫困村民，他们后来便成为《连樟村词典》中的主人公。从镇里到村里有12公里的柏油路。最初我对这条山路的感觉并不强烈，只觉得它总是绕来绕去。然而，当我反复地穿行过这条路后，又和不同村民进行交流，才意识到这条路对他们的重要性。以前不通公路，靠两条腿走，得花费4个小时才能走出去。这会影响病人的及时医治、农产品的销售等。现在整个村子因为一条路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海丰县采访时，很多地方我都去了两三次，比如联安镇、公平镇等。我不仅采访了当地的贫困村民、扶贫书记，还参观了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了解这片红色大地上的革命风云。

记者：您在西部和东部都生活过。现在的创作，主要聚焦的是沿海发达省份的贫困县市情况，它们与西部贫困地区有什么不同？

丁燕：我出生在新疆哈密市，大学毕业后在乌鲁木齐工作生活了17年。西北地区的贫困是大面积、普遍性的贫困，这和西北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阻塞等各方面都有关系。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经济生活最炽烈的地方之一。这里的很多城市和乡村已率先富裕了起来，尤其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然而，广东尚有一些贫困地区，散落在大山深处和大海旁边。这些地方的交通极为不便，农耕条件很差，没有完整的大片土地，而且也没有像样的工业，脱贫的难度也很大。广东的任务是双重的：它既要解决省内贫困地区的问题，还要帮扶省外的贫困地区。但是广东省没有让大家失望，它交出了一份特别的答卷。

记者：在已经完稿的作品中，能看到众多当地贫困者的脱贫故事。在采访前，您做了哪些准备？在采访过程中，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或故事？

丁燕：采访前我不仅研读了相关的扶贫政策，还阅读了关于这类题材的一些作品。我要求自己“一定要更具文学性”。我愿意长时间地去聆听，真正走进采访对象的心灵世界；我愿意深入地观察，不遗漏目光所及的每一个细节；我愿意从一个节点深入下去，力求将与之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全都打通；我还愿意借鉴各种不同的文学创作手法，力图让笔下的文字更准确、更感人。

在我所采访的众多人物中，有四个人物最令我难忘。他们各有各的不幸，但都积极面对困难，充满乐观精神。他们从来不抱怨命运的不公平，反而在日常生活中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和尊严。

生活在连樟村的陆奕罗是个木匠，靠手艺赢得大家的尊敬。他是个残疾人，每月有460元的低保补助和150元的残疾补助，被定性为“无劳动能力”，但他却一点也不愿闲着。他愿意干活，哪怕是苦活和累活，因为“做才有，不做没有”。他小时候生病，因为山路太远，耽误了治疗。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倒霉，也没有抱怨过自己的父母。他说：“在那样的环境下，我的父母没有遗弃我，我已经很感激他们了。”他不仅通过劳动让自己变得自信，而且还充满了对他人的理解和同情。他在生活的磨砺中所闪现出的人性光辉，是那样璀璨。

连樟村的另一个村民邓承仙生病了。在接受采访时，她形容自己的心脏内部“像灯泡在慢慢地暗下来，太阳在一点点落山”。她带着我去看她的花生地。虽然只比一张圆桌稍大一点，但却并不妨碍她凝望它时，眼神里露出母亲般的慈爱。她住的房子是2017年建的，花了12万。她说：“如果没有政府补助的4万元，这房子无论如何是盖不起来的。”

在海丰县赤坑镇大化村，我遇到了孙后船。42岁的他像个运动员，身材矫健，动作灵敏，说话的语速很快，且用词准确。他左眼有疾，再加上妻子身体也不好，就无法出去打工了。他在家种了十几亩地，每天都早出晚归地耕作，但日子过得依旧很艰辛。现在，他家一年有3000多元的残疾补助；全家每月有900元的低保补助；13岁的大儿子在上小学，一年有3000元生活补助。他经常带着3岁的小儿子下地。那孩子既聪明又懂事，甚至学会了挖地。在孙后船的手机视频里，我看到那个小孩举着小锄头，正认真地朝地面砍去。他们从未抱怨，反而坦然接受，并尽力适应与改变。这些最普通的平凡人，就像那些田野里的泥土，毫不起眼，但却是撑起整个世界的基石。

在大化村，我还走进了孙贤在的家。虽然内里的空间不算大，但墙壁却刷得相当洁白。当上午10点的阳光从小窗投射进来后，整个房间璀璨而明亮。男主人皮肤黧黑，说着粤味普通话。2016年，当扶贫工作队在进行贫困户的调查时，发现孙贤在已不年轻，妻子常年有病，3个子女干的都是散工，便帮他们设计了帮扶计划，鼓励子女尽量干长期工，鼓励老孙饲养走地鸡。可老孙畏手畏脚：“卖不出去怎么办？”干部们给他打气：“你只管养，我们来帮你卖！”果然，等200多只鸡养成后，大家帮他联系销售，一只鸡能卖到100元，一年便收入了2万多元。除了卖鸡的收入外，因父亲和子女们都在工作，他家还获得了“以奖代补”的奖励。再加上各项分红，老孙一家很快就甩掉了穷帽子。老孙的心里一直揣着个小梦想——将旧房子翻新一下。现在，他指着墙壁对我说：“那些都是我自己买涂料自己刷的！”顿了顿，他又补充道：“暗房子里住的都是发愁的人！”陡然间，我被这句话给击中了。他要让墙白起来，因为他不想发愁！显然，这栋簇新的屋子带给他的，是一种强烈的成就感。

记者：作品中其中一章的叫“连樟村词典”，让人想到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和韩少功《马桥词典》。您将一个村庄脱贫致富的人物和故事以词典的方式书写下来，为何采用这种方式？

丁燕：我是在连樟村采访的过程中，被一个又一个村民的讲述所打动，感觉用词典的形式来创作更为贴切。我在村子里待的时间足够长，和每一位村民的聊天又足够丰富，积累起来的素材也足够充沛，所以，我便没有采用惯常的那种平铺直叙的方法，而是用词典的方式来创作。每一个词都像一个磁铁，吸附着和它有关的那些信息。无论是村民，还是村里的各种物件，其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将这些“小宇宙”组合在一起，最终会呈现出一个网状结构。用事物自身的视角来展开叙述，在貌似无意中袒露那些变化，这样既可避免强行图解，也可避免简单讴歌。事实上，我发现村民们对发生在自身及周边的变化都很敏感，而且他们各个都是语言大师，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采访时我是慎重的，打开笔记本，拿着笔，再打开手机录音，用眼神凝视他们。我知道我的态度会影响他们对我讲话的深浅程度。我和大部分村民的谈话时间是两至三小时，有些人会谈得更久。

记者：无论是打工故事，还是扶贫与脱贫故事，您的书写始终保持非虚构的姿态。请您谈谈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看法。

丁燕：事实上，每一次的创作对我来说都像是第一次。在开始准备材料时，我会陷入到一种轻微的焦虑状态。我不知道我将会面对怎样的人物和事件。但是，这种焦虑会在我面对采访对象时逐渐消退。记得在海丰采访时，我处于重感冒状态，走路时双脚轻飘飘的，像是踩在棉花上。那时我心里发慌，感觉可能支撑不下去。但是，等我打开笔记本，和采访对象的眼神一对接后，一股力量便从内心升腾而起。我完全忘记了感冒，一下子便聚集起体内的全部能量，瞬间便切换到工作状态。近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但我从来没有对这个文体产生过失望，我也没有对深入工厂或者乡村的采访感到厌倦。相反，每一次出门采访时，我都极为亢奋，保持有极大的热情和耐心。也许我并不比别人更聪明、更智慧，但我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做田野调查，因为我知道，生活就像圣诞老人，永远是“索一奉十，索百奉千”。只要我的脚步能走到田野的更深处，那么，我笔下的文字便会更绚丽。 （康春华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