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英〕凯瑟琳·阿诺德著，田奥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英文原版出版于2018年的《1918年之疫》，如其书名副题“Eyewitness Accountsfromthe Greatest Medical Holocaustin Modern History”所示，是一本试图用目击者亲历亲闻的记述，对人类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疫灾，进行情景再现和历史追溯的书。3月份，它的中译本问世，恰逢新冠病毒在全球大规模扩散的态势加剧。特殊的现实氛围，使人们比寻常时候更多地关切起了有关生命健康和防控流行病的信息与知识。其中，自然也包括回望过去、以史为鉴的种种探寻。 百余年前的那场被以讹传讹地俗称为“西班牙流感”的世界性大疫灾，猝然暴发于1918年初，先后经过三次起伏，持续两年之久，蔓延至世界各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直至1920年初才彻底消退。作为人类现代史上空前凄惨的一页，这次疫灾的大体过程和关键细节，早有很多流传甚广并且已经数字化为网络资源的文献和照片，予以记载和呈现。但全面系统的描述、阐释和省思，还是深藏在专题性的著作当中。在这本今年新出炉的《1918年之疫》之前，2008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也出过一本类似内容的英译汉科普读物《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美〕约翰·M.巴里著，钟扬等多人合译）。 不过，这两本书在取材和写法上各有千秋。同样都是顺着疫情变化的时序展开叙述，《大流感》的视角基本限定在美国国内，视点主要落在医疗、防疫举措和政府决策层面，行文话语富有专业色彩，数据和史实的交代力求精确条理。全书“终场”部分的一段附记和一番忠告，可谓苦口婆心的金玉良言。一位经历了艰苦抗疫，在疫情结束后荣享了盛名的病毒学家，却因耽迷于过多的社交，很快散了心神，荒废了本业，辜负了同行厚望和自我期许，最终也没能取得任何研究突破。而对于“当权者”，作者提请他们务必珍惜公众对自己的信任，无论真相多么恐怖，都应将其公之于众，因为只有不隐瞒真相，才能真正打破社会恐慌。 相比之下，《1918年之疫》整体上的措辞风格和素材处理都显得更加亲民，视野也更加开阔。它的观照范围远远越出了一国一地的疆界，覆盖到了欧美澳非亚各洲的众多国家。由此，它给读者拼接成的图景，也更能凸显那场大疫灾席卷全球、无远弗届的惨烈程度。疫灾之巨，莫过于它是在同时同等地威胁和伤害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在针对特定的哪个地方、哪个国家或哪个种族。根据《大流感》和《1918年之疫》中透露的新近研究结论，全世界死于百余年前这场疫灾的人数，远高于以往的估计，并且也数倍于以至10倍于疫灾期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伤亡人数，高达5千万至1亿的量级。因而，今天即使只是通过阅读文字，来凝视现代人类生存进程中这一至暗时刻，也仍然会使人感到心情沉重。 《1918年之疫》的作者，显然深谙这种阅读心理。她在书前导论中自陈，这本书的目的是“从目击者的视角考察西班牙流感带来的冲击，这些人或颇有名气，或籍籍无名。为了这个目的，我将呈现伦敦东区女生、梅菲尔区富家千金、波士顿学生和意大利移民们的回忆。”而全书结尾的一句话，则是作者从她的受访者之一、参加揭秘“西班牙流感病毒”探险研究的皇家伦敦医学院奥克斯福德教授的谈话中，特意摘选来的：抗击流感之疫是由“无数男男女女日常中的英勇行为构成的，在1918年，相比于西线（指一战前线），大本营里涌现出了更多的英勇事迹”。 通读全书，可以明显感到，作者的写作承诺确已不折不扣地兑现。《大流感》里以大叙事的客观冷峻笔调，着力深究细述的官僚颟顸、医疗苦战、防控艰巨等内容，在《1918年之疫》中同样也有，但换成了基于个体视角和主观体验的生动可感的小叙事陈述。而《大流感》里着墨不多的患者的痛苦、医护现场的悲怆、危机时刻人性光芒的迸发，《1918年之疫》却给了篇幅比重最大的细致展示。更可贵的是，这些展示完全采用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式的冷热交加的手法：作者尽可能闭嘴，让素材和当事人自己直接说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18年之疫》显露出了它自觉立足于呈现“凡人遭难”而不只是“社会受伤”的写作伦理立场。 也正因此，尽管先哲名言“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赫然在前，《1918年之疫》还是向今天的读者释放出了极强的代入感。百余年前那场大疫灾的创痛，至今还驻留人类生存的共同经验中，血泪斑斑，惨烈如初。它像一片浓重的阴影，反衬着常态岁月里的明媚阳光，也像一块巨大的顽石，警示着人们千万留神，别被同一块石头再次绊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