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是杨遥的长篇作品，刚刚发表在《中国作家》2020年第5期。正是作者的这种厚实携带着他对“大地”的热情，铺伸出一条庄重而丰饶的写作之路。杨遥有他经验的大地，那是中国北方乡村和安居于乡村内部的伦理秩序，是从农村迁入城市的秩序变轨，也是对城市生活的价值认领。也就是说，杨遥在不知不觉中，亲身践行了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典型叙事。现在，这个典型叙事又更新了它的议程：反哺农村。“脱贫攻坚”便是反哺农村走向深入的基础“情节”。这一次杨遥依旧没有缺席，下乡挂职扶贫和为写报告文学作品《掷地有声》而实地采访的经历，将他纳入了宏大叙事的历史现场。

作为一名小说家，杨遥深知，文学经验并非对生活经验的简单处置，他必须探入经验的内部，在庞杂纷乱的材料中拣选出细节和意义，并赋予它审美的形式。而所有的工作都指向一个中心，即人的秘密。

是啊，人很复杂，你不可能抛开一个人的上下文去核实他、确认他，那是“现象造人”；你也不可能将人拔离地面，按既定程序左右他的行踪，那是“观念造人”。在这两点上杨遥保持了足够的警觉。于是我们看到了陈继清（《墓园》），看到了张小飞（《从前是一片海》），看到了“父亲”（《父亲和我的时代》），他们在小说狭窄的空间内呼吸，挣扎，负重前行，他们毫不隐晦自己的终极信念：过上好日子。

我知道有人会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小说的根本志趣已经与“日子”无关，与吃饱穿暖这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无关，他们要的是精神，纯粹的精神体验。对此我表示同意，但生活未必同意。理由是拒绝“日子”，就等于拒绝生活。而我们的小说，在拒绝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却是无比的坚决，结果，大量的“伪生活”以反映生活的名义被制造，被消费。

《父亲和我的时代》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我、我的这些朋友、大街上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有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别人一眼能看出来，有的看不出来，甚至当事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有时还把它当成优点。我把它称作隐疾。”直到小说收尾，“隐疾”才找到它真正的落点：“听着他们的歌声，我觉得以前的视野太狭隘了，而父亲他们，我认为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竟然跟着时代奔跑。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隐疾》。”

杨遥试图重新确立个体与他人、与世界和时代的关系。他的解决方案是让个体参与到时代的演进过程中。比如“父亲”，他不是贫困户，但他绝不能容忍自己精神的贫困。这种明确的自我认知，是他率先在精神上“脱贫攻坚”的源动力。他的“偏执”、进取和紧跟时代的选择，有力地重申并确认了劳动的尊严和美好。劳动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抵抗虚无、完成自己的有效路径。当然，这种劳动是标有时代印记的新型劳动，微信、快手、抖音、微商，这些信息科技的产物，与一个普通农民的日常劳作取得了密切的联系，随之也覆盖到了他和他周围的人们，包括贫困户。于是，个人叙事溢出了它的边界，在集体的方向上找到了实然的表达方式，并最终进入时代精神的核心地带。杨遥确信，站在这个起点上，人，将摆脱“隐疾”，走向广阔大地的庄严之所。

这也是长篇小说《大地》的主题。“孤城”这类封闭贫穷的乡村世界，的确需要有人来帮扶，资金、技术、水电路网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反哺”手段，但最重要的还是人——激活人的内生动力。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长期驻村的深层目的便在于此。所谓“扶贫先扶志”，确是找准了问题的症结。

扶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安欣，一个处于社会资源结构边缘的弱女子，能否胜任？杨遥时刻注视着她的行动，她的每一个脚印，都是对宏大历史进程的具象表达，浩大降临的事物将在这种表达中确认它的成色和向度。时代应许的必然性是有的，个人在时代话语面前的具体境遇也是有的，二者或平行，或相交，或龃龉，乃至产生分歧对立，但无论如何，牵系着人群和时代的信心却是永在的。所以，我们在为帮扶者和帮扶对象激动雀跃或感动共鸣时，其实是在为中国大地上另一群人的命运祷祝。小说家做的就是忠直地守望，然后将守望的细节赋予文学的自由,那是人物终得解放的自由。

然而，这绝不是杨遥“扶贫”叙事的全部，在以“她和他们”为中心的边沿，“例外”出现了。杨遥在不经意间为这些“例外”保存了细节，他们将在这微型的细节中体认自我，感受生命的鲜活。《墓园》和《从前是一片海》是杨遥为中国的扶贫叙事史提供的两份标志性文学样本。它们都是短篇，但它们的品质和分量却不容置疑。

《墓园》中的陈继清，尽管女儿如愿考上大学，还享受了政府给的5000元助学贷款。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们依旧“贫困”，而且在可见的将来，“脱贫”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恰在此时，村里的第一书记向陈继清伸出了救助之手。这得益于政策的机缘，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人的信念与时代意志相互激发的现实图景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继清具有无可辩驳的典型性。同样具有典型性的还有乡村医生梁欣。他在《从前是一片海》中露面之前，读者已经从旁人的叙述中勾勒出了这个“医疗扶贫模范”的基本轮廓。但我更关心的是梁欣露面之后。因为小说一再暗示，梁欣的“失踪”与另一个人有关，他叫张小飞，是杀死一家三口的犯罪嫌疑人。在此杨遥启用了一种新的叙事策略。该策略的基本主张是：张小飞必须保持“沉默”。张小飞符合我们对一个农村青年才俊的所有想象，我们甚至无法在他的身上找到于连或高加林的半点性格缺陷。但偏偏是他，被指认为“杀人犯”。这个叙事动力的发起者，始终在不紧不慢地制造语言的迷宫，他要在意义不明的“复调”讲述中，为读者呈露人的复杂和盘踞于这复杂之上的“背景音”。张小飞的结局在意料之中，他和老母亲告别之后，医生梁欣将陪他投案自首，接受审判。但如果我们足够认真地盘点汇集在这篇小说中的诸种声音，或许会听到那个响彻天宇的巨大背景音。它带着历史的疼痛，穿行于宏大的时间和空间。即便是治愈了无数身体的医生梁欣，也不得不承认：人，实在是太渺小了。

那么，面对沧海桑田的自然节律，人将何为？个体又怎样在人类事务中认领自己的生命和价值？我们是否找到了认领的尺度？……这一系列的问题，考验着小说家杨遥，也考验着我们。所幸，他已经试图在书写中努力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