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前夕,友人聚会，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写《屈原》？这突兀的提问，使我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长篇小说《屈原》的写作，已经过去10年了，在出版前后，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其间又出版了韩国文版、台湾中文繁体版等几个版本。记得初次出版时，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王肇英女士是此书的责任编辑，她业务精练而又十分认真，凡有疑问处，总是细心地提出来，并严格把关，使我获益匪浅。

此刻，我一边回忆，一边向朋友述说我写《屈原》的初衷，话题便自然地转向了屈原的爱国主义。

屈原的《离骚》，是我国文学史上爱国主义最为辉煌的篇章。两千年历史沧桑，多少“名家文字”为历史淘汰，多少旖旎风光为飞沙荡尽，而文学中的《离骚》却如同高山流水，激楚清音，伴着人性的良知，觉醒着民众的理性，铸造了国士的脊梁。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得屈原的名字千秋不泯，万代流芳，这并非偶然！

屈原是秉持爱国主义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他热爱自己的祖国胜于热爱自己的生命。作为楚国领导层的一员，在楚国处于危机的时刻，他受命出使齐国，齐国国王欣赏他的才干，许诺给他金银宝马、豪宅美女，封他不低于在楚国的官职，让他留下来，为齐国效力。当时的风习，一个国家的官员是可以随意去另一个国家做官的，只要两者情愿，所谓“朝秦暮楚”，是常有的现象。可是屈原对于高官厚禄、金银美女，这一切的诱惑断然拒绝，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这时的楚国正处在腐败与危机之中，他提出了振兴国家的一系列内政外交革新措施，然而国王不但不予采纳，反而听信谗言，将他妄加罪名逐出朝廷，流放远荒。这时候，他完全有条件可以出走，到齐国或者他国去，是不愁富贵荣华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当他看到祖国与人民，即将濒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他选择了与国家同归于尽。因为他不忍心祖国灭亡而自己偷生，于是毅然投身汨罗江中，以殉国难！

作为古代的“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惊叹啊！这样的人是应当不死的，所以两千多年后，每当端阳节，人们用粽子为他招魂，希望他返回人间！

文学作品反映真、善、美，应该是文学创作的“王道”。但是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文学创作应该是“批判”的，这本来也不错。人间社会，五味杂陈，有光明黑暗，有善恶美丑，作家的使命应当是：使黑暗变为光明，远恶近善，让真善美得以生发，将丑恶加以消除。无论批判还是赞扬，其目的都是为了祛恶扬善，而不是相反。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性在不同的环境中虽有善恶之别，但任何一个人，都是希望自己变美，成为一个好人，而不是希望自己变丑，成为一个坏人。颂扬真善美，就是让人们认知前进的方向，诱导人性向善的觉悟。所以，文学作品颂扬真善美，不但没有错，而且是“自然章法”，就像人们都愿意接近香花，而不愿亲近狗屎一样。

在屈原的作品中，他一再赞颂“香草”，表达自己保持高洁志行的自勉自励。他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楚辞集注·离骚》,上海古籍出版社）他坚信纯洁与正义的本质不可改变，也不应被杂质污染，他努力并坚持着，培植真善美，并希望发扬光大。小者于个人生活，大者于国家政治，他都用自己的笔和自己的实践体现了出来。

以古为镜，可以鉴今。沿着人类历史的足迹，一路走来，我们会发现，物质文明越来越先进，而思想文明却未必与物质同步，甚至相反。有时候，丰盈的物质享受，不但不能提高人的精神文明境界，反而会使人腐化堕落，走向败亡。反观历史，此类现象，史不绝书。有些人舍义趋利，嗜欲伐性，连自身都不知爱惜，怎能指望他去爱国？由是可见，思想与物质相较，思想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对于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与艺术形态的评析，思想是不能忽视的。譬如一座建筑，思想性是建筑的“基础”，艺术性便是“雕梁画栋”，雕画可以多种多样，基础则需是坚硬的石头。“基础”不正，“雕画”再美，日久终将坍塌。

屈原及其《离骚》以高洁正义之笔，与邪恶作斗争，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舍弃私念，不畏艰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所汲汲追求的，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自己的理想信念，国家的命运福祉。

汉代贾谊曾写有《吊屈原赋》，其中有句云：“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风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9页。）当此时，屈原没有知音，自己的抑郁无人可告，只有高逝而去——投江以殉。

这就是屈原的一生，与日月同辉的一生！

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可忘记的。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如何让屈原的精神魂魄长驻人间，应是当代作家的责任。因为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日前香港有关文化企业界知名人士，正在筹措将《屈原》搬上屏幕。我们期盼着，植根于中华大地而影响于世界的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能够深入人心，世代流传，让世界最终成为一个和谐友好的“共同体”，赢来爱满人间，春满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