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时节话屈原”，端午与屈原的关联，大约起源于汉末，之后在魏晋时代逐渐稳定并流传至今。作为一个时令性的节日，端午是如何与屈原关联在一起，又传达了怎样的文化精神呢？
《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武帝时有人进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如淳解释说：“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作枭羮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食之也。”《说文解字》也有“枭，不孝鸟也，故日至捕枭磔之，从鸟头在木上”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枭”，又称鸱枭，或鸱鸮，俗称猫头鹰。从周代起，它就被视为“恶声之鸟”“不孝鸟”，至今都是一种文化形象不佳的存在。实际上，在上古先民的眼里，鸱枭却是真正的太阳神鸟。
古史神话中，日月之父被称为帝俊，《帝王世纪》说殷人的始祖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曰夋”。学者们在甲骨文中又发现了一位“高祖 ”，这个鸟首人身的“ ”字被隶定为“夋”，孙作云《鸟官考》认为“高祖夋或即鵕鸟（帝俊、帝舜）之像”。而据《山海经·西山经》，鵕鸟“其状如鸱”，这也暗示了“高祖夋”的鸱鸮形象。“枭”字的“鸟在木上”，又把鸱枭崇拜与太阳神话关联起来。《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载于乌”是太阳东升西落的运作方式，而在“羿焉弹日，乌焉解羽”（《楚辞·天问》）中，日中的“踆乌”就是太阳的生命表现形式。因此，对于殷人而言，降而生商的“玄鸟”就是以鸱枭为原型的太阳神鸟。
在殷周文化冲突与嬗变中，代表殷商文明的鸱枭被恶化，最终沦为“不孝鸟”“恶鸟”；具有神性的玄鸟则在形象上发生分化，一支完全摒弃鸱鸮形象而以燕子取代，另一支则向凤崇拜方向演化。在屈原作品中，“玄鸟”与“凤凰”交替出现，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凤首如枭”“三头凤”，以及“鵕䴊，鳯皇属也”（《广雅·释鸟》）的解释学定位，都是鸱枭凤化的典型表现。鸱鸮凤化之后所获得的浴火重生的神性，也更加满足了人们对太阳神鸟的心理期待。
对太阳而言，五月盛夏，是其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节。同时，五月午日，又是阴气始生，阴阳相斗的开始。“午，牾也。五月阴气牾逆阳，冒地而出也。”（《说文解字》）按照传统的阴阳观念，四月为纯阳用事之月，至五月午日阴气始生，冒地而出。因此，“午”又与“日至”关联：“午为夏至，以阴易阳。”（《六壬大全》）这个“午”，就是夏至，为五月的第一个午日，故称“端午”。
了解清楚“枭”曾经作为太阳神鸟的身份，以及“端午”“日至”时刻的特殊性之后，就能体味到在端午这个特殊时间点上发生的“捕枭磔之”“作枭羮”中所透露出来的图腾牺牲的味道。磔，指祭祀时割裂牲体。端午夏至，阳气最盛而一阴始生。这是太阳生命力最旺盛的顶点，同时也意味着阳息阴长、由盛转衰的开始。《易·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虽值五月盛夏，阴气始生便意味着寒气、严霜、坚冰将随之而至。“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礼记·月令》）在这个“阴阳争，死生分”的时刻，这只被磔裂并作成羮汤的枭，正代表着为了部族的生息繁衍，为了抵御即将降临的寒气严霜而贡献出自己最为旺盛的生命力的太阳神鸟。因此，端午之祭，是一场太阳神鸟佑助人类的生命献祭。太阳神鸟为生而死，让受到保护的人类有向死而生的能力。一岁一枯荣的生命轮回与阴阳消长，也让端午时节太阳神鸟的献祭成为孕育新生命的开始：在阳气最盛的午火中献出生命的太阳神鸟，在寒气严霜坚冰之后必然浴火重生。
楚人也是一个崇拜太阳神鸟的民族。楚人的祖先重离任帝喾高辛氏的火正，因功勋卓著能光融天下，故被称为“祝融”。“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白虎通义·五行》），鸾就是太阳神鸟凤凰。正是太阳神鸟的献身精神，育化生成了“虽九死其犹未悔”，并在最终赴身清流，把自己送上祭坛的屈原。
屈原出身王族，《离骚》一开头就写明了他高贵的身世、神异的生日和父亲所奇寓的厚望：“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 字余曰灵均。”这些先天的因素奠定了屈原一生自尊自爱、追求完善、为理想奋斗不已的基调。因此，在“既有此内美”的基础上，通过自我的修习，屈原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全才，《史记》将之概括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光华集于一身的屈原必然引起了一众小人的嫉恨。原本就不是明君的楚怀王听信上官大夫的谗言，“怒而疏屈平”，由此拉开了屈原一生悲剧性命运的序幕。贤人失志，发愤抒情，之前的娴于辞令，转变成泣血诗章，记录了屈原上下求索、抗争不已的心路历程。读过《橘颂》，“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篇作品句句在写橘，句句又在自比，写出了屈原对于南国乡土的热爱与眷恋。正是这份深固难徙的热爱与壹志不改的性格，塑造了屈原，也成就了屈原。
屈原时代的楚国，正处在一个“阴阳争，死生分”的关键时刻，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离骚》），所表达的正是其为国事担忧的急迫心情。但是，摆在屈原面前的，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一方面，是“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的楚王，另一方面，是“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的朝廷群小；而屈原苦心培养的人才，也一个个见风转舵、堕落变质，与小人同流合污，“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屈原有“苏世而独立”的高洁志行，但“恐修名之不立”的政治理想与“哀民生之多艰”的深沉牵念，又无法让他遗世独立，“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不懈努力，就成为他的人生选择。在经历两次流放的打击之后，他仍然心怀故土，期望着返回的一天，“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但在秦楚对抗中，楚国节节败退以至退无可退，随着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最后的希望破灭了，“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用最后的纵身一跳，把自己献上了楚国的祭坛。
屈原是为楚国而死的，他就像那只被奉上祭坛的太阳神鸟，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热爱的国家和人民。他的死虽然没有唤醒昏庸的楚国君臣，却警醒了后世的贤哲。刘安、司马迁称颂其高洁的志行人格，“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安《离骚传》）。贾谊、严忌等人作文哀悼其不幸的遭遇。针对班固“露才扬己”的批评，王逸再一次肯定了屈原“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的正义，强调了屈原文章“依五经立义”的宗旨与“温而雅”的风格。在历史的发展中，屈原精神最终被定位在深厚浓烈的家国情怀，坚贞高洁的志行人格、不畏艰险的理想追求与至死不悔的献身精神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在“阴阳争，死生分”的端午时节，太阳神鸟献出自己最旺盛的生命力以帮助族群度过随之而来的严寒霜雪。在楚国郢都被破、社稷危亡的时刻，屈原赴身清流，以死殉国，这是他能够为楚国做的最后努力。他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献上了祭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屈原就是一只日夜不息、上下求索、终其一生试图冲破楚国政治黑暗来追求光明的太阳神鸟。
端午之祭源于献祭太阳神鸟的“磔枭”古俗。在“枭”被恶化之后，汉代“以其恶鸟，故食之”的解释已不足以支撑端午文化的深厚意味。在经历了与伍子胥相关联的过渡之后，人们终于在屈原身上找到了与端午之祭深度契合的文化精神。从东汉后期开始，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来辟兵驱鬼、祓除不祥的习俗就开始与屈原发生关联。南北朝时就出现了《续齐谐志》“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