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惊闻作家阿云嘎因病去世，万分悲痛。阿云嘎的去世，是蒙古族当代文学的一大损失，心情悲恸之时，与阿云嘎相知相识的一幕幕往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和阿云嘎初识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花的原野》编辑部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在伊克昭盟杭锦旗举办全区蒙古族作家创作会。会上初见阿云嘎，只觉得他魁梧健壮，脚步却轻盈，话语也温和，讲起话来不带丝毫官腔官调。

那一次，我们的宴席气氛格外热烈。那一次，谈了许多文学话题。比如关于作品的开篇、文学作品的总体结构等等。我还记得当时他说，“作品要将矛盾时而激化、时而松懈，使叙述节奏时而激进、时而缓和，使故事情节时而强化、时而舒缓，要有轻重缓急地部署结构……”这些话让当时的我眼睛发亮。与阿云嘎的首次相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我负责通辽市文联和《哲里木文艺》的工作时，他几次来通辽视察工作。每次来，都特别叮嘱不要通知当地领导，说：“我们还是自自在在地做自己的事情吧！”印象深刻有两件事：一次是在蒙古族曲艺艺术大师琶杰、毛伊罕的故乡扎鲁特旗，因为要为两位大师竖立纪念碑，阿云嘎莅临通辽市。开会的头一天晚上，没有办会经验的我突然被通知要连夜写出讲话稿，赶去写稿时正巧碰见阿云嘎主席，他却很体贴地说：“盟市文联一向事多，为著名说书人琶杰、毛伊罕树立纪念碑一事非同小可，很多重要的领导要大驾光临，我的讲话稿你们就不用管了，你们准备其他的事吧。你们看着安排我做什么吧，我无所谓，还是好好协调嘉宾们的事吧。”第二天他的讲话非常精彩，至今我还记得。

后来，他为评选全区旗县文联工作会议的典型而再次莅临通辽。那一天，我接到通知便去市宾馆安排阿云嘎主席的食宿。女服务员表示，按级别可以预订两居室的大房间，一晚888元。我说：“不行。我们的主席不住这么贵的大房间。”“那可以预订中型的两居室房间，666元。”“还是不行。”最后，服务员只好预订了440元的小房间。服务员万分不解，我可心里明白，因为阿主席素来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翌日，阿云嘎主席光临了。可当他看到那小型的两居室房间时说：“嘿，布主席，这么大的房间有什么用？赶紧换个单人间！您不是不知道我们文联十分贫穷，日子过得很拮据。”我说：“要报给市接待局吧，您坚决不同意。我们文联再穷，也能付得起您这几宿的房钱。”他却说：“嘿，我这是走公差，为何让市文联掏住宿费呢！”

次日早上，我们前去宾馆敲门时却没有动静，服务员告诉我们：“您一走，那位高个子领导就把房间换到三楼的单人间了。”我们走进他的房间时，他正津津有味地阅读着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

来通辽之后的第二天晚餐过后，他对我说：“老布啊，已经跟领导吃了几顿饭了，该讲的都讲了，该聊的都聊完了。明天晚上，能跟你们通辽市的作家们坐到一起吗？我们都是搞文学创作的人，要说的话很多……”

我立即通知了十几个作家。扎鲁特旗、科左中旗的几位青年作家也正好来到通辽。他们大多只读过阿云嘎主席的作品，未曾见过本人，所以很想与他见面聊天。但他们一个个都说着“能够见到这位大作家是三生有幸”而来，可一入座，却变得鸦雀无声。不仅如此，他们介绍自己时，都满脸通红，嗓音颤抖着。

幸好阿云嘎主席的妻子乌日娜姐也应邀出席宴席，她说：“嘿，你们不都是作家吗？老阿从呼和浩特出来时就对我说，这次再忙也要与哲里木的作家聊一个晚上。现如今他以一位老作家的身份与你们坐在一起。请大家饮几杯热酒，开怀畅谈吧！他还是你们的姐夫呀，不要受拘束！”“姐夫”这一词拉近了大家的距离，彻底驱散了这些腼腆作家们的忧虑和拘束。

有人问起他的首篇作品，阿云嘎说：“其实，刚开始我写诗歌是‘文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有32行的诗歌《鄂尔多斯沙漠的春天》。后来又写了《五七抒怀》《牧区大寨乌审召》等几篇诗歌，入选了图书和文集。但不久我感悟到自己并没有写诗的才华、思维和感觉，于是在1976年11月11日，将第一篇小说《鹰飞不过去的沙梁上》发表在《内蒙古日报》，写的是学大寨的故事，时代色彩很浓。”

聊起文学作品之时，在座的作家们变得兴致盎然。一位作家问起他最喜欢的作品，他说：“我对自己的小说《“浴羊”路上》最为满意。我认为，这部作品深入描写了人性和心灵。当时的文学，绝大多数以政治、道德或某个社会意识标准评判对错。我这不是说不能写此类作品，但一直写这些东西，我们作品的质量必然就下滑！”

那晚的聚会与其说是酒席，还不如说是一次文学讲座。见到这些基层的青年作家，阿云嘎主席非常欣喜，主动要求唱一首为纪念自己结婚40周年而创作的歌《献给妻子的歌》。他看了看身旁的妻子，笑容满面地站起来。

“喳，我们的厨房歌手阿云嘎先生要给大家献一首歌。让我们鼓掌欢迎！”乌日娜姐风趣地说到，“这位先生总是在别处不唱，一进厨房就会唱歌，所以，我称他为‘厨房歌手’。”

阿云嘎主席颤颤巍巍地唱到：“您是为我系领扣的手儿/您是我远行时送行的目光/您是我酒醉时暗流的眼泪/您是她人向我媚笑时的戒律/在这悲喜交加的世界上/您是我命中的伴侣/您是我远在旅途时的梦/您是我从远方归来时的门扉/您是在我枕头上鸣唱的鸟儿/您是赤红心脏跳动的心率/在这悲喜交加的世界上/您是我命中的伴侣/您是为我两位老人的拐杖/您是我两个孩子的一片天/您是照亮我狭窄寒舍的太阳/您是我生活七个音符的旋律/在这阳光灿烂的世界上/您是我一生的伴侣”。

能与基层作家毫无拘束欢聚一堂，并将自己所掌握的文学创作知识传输给青年一代的作家，让阿云嘎的歌声格外洪亮。

2006年，我调到了内蒙古作家协会，与阿云嘎主席的办公室正好挨在一起。有一天，他右手夹着烟、左手拿着《花的原野》杂志走进我的办公室，指着一篇作品欢喜地说：“老布，您认识这位青年作家吗？如果不曾抄袭别人的作品，他的小说写得非常好。看得出，这位作家是个读了很多中外经典名著的青年，文学基础可以，艺术手法也运用得当，思维新颖，正探索着摆脱老一套的创作手法。您是作家协会的常务副主席，要关注这种新涌现的青年作家！”

我问他：“那您认识这位青年吗？”

他说：“不认识啊。第一次读他的作品，觉得很有滋味。以后有机会，可以特别推荐他去学习！”

也是在几年前，我担任《哲里木文艺》杂志主编时，一天他打来电话说：“老布，您可能知道在你们库伦旗额勒顺苏木达产淖尔嘎查有一位名叫扎·哈斯巴根的青年作家。可怜啊，他在学生作业本的背面写了作品寄给我，很明显是偏僻贫穷地方的人。我求您，如果你们杂志有稿纸，寄给他几本可以吗？以后，您来呼和浩特，我替那位青年给你敬三杯酒！”

这位作家与阿云嘎素不相识，他说：“老布，请多关照扶持基层的作家吧！他们整天为庄稼和牲畜操劳，晚上在忽闪忽闪的油灯下写作呀！”

几天后，我依阿云嘎主席的嘱托，正计划着给扎·哈斯巴根寄稿纸，他本人却忽然来到《哲里木文艺》杂志社。

我对他说：“嘿，你行啊，自治区文联主席都知道你。”他略感害羞般红着脸，看着袖子说：“我喜欢读作家阿云嘎的作品，于是想让他修改新写的小说，写了几次信，没敢寄给他。后来，下决心试试看，提心吊胆地寄了过去。可出乎意料，他寄给我修改意见，要我修改后再寄给他。我高兴得整夜没睡修改作品。按他的嘱托，寄给了《花的原野》杂志社，得到通知，作品拟发表！”他说话时，眼里噙着泪水，很激动。

我立即将一捆稿纸递给他。激励基层作家是我们该做的事，远在千里之外的阿云嘎主席都晓得扎·哈斯巴根生活的困境，近在身旁的我们却做了什么呢？我感到汗颜。

阿云嘎主席曾多次对我说过：“我喜欢冷峻、粗犷的作品。”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直接关系。在动荡年代，将他视作亲生儿子一般呵护抚养的后爸惨遭批斗。那时，没人理会他们一家。他颇有感触地说：“我作品中出现的那些普通的人们在生活中都有原型。我们只有从他们的立场去审视社会，以他们的观点剖析社会，作品才能成为佳作。”

“说到普通老百姓，我永远忘不了那件事。几时想起，几时就会心跳加速，似乎对他欠了债般感到痛心！”他反复给我讲起自己经历的这件真事。

那是在80年代初期，他担任盟委副秘书长，分管落实政策办公室。有一位姓张的年轻人来找他。他是住在市区的农民，“文革”中当作强奸犯被法院抓捕，后来因为事实不清又被放掉。但罪名已传开，连说媳妇都难了。法院那边没有他到底有没有罪的明确判决，年轻农民多次去找法院，但法院的人对他瞪起眼说：“已经把你放了，还来找我们干什么！”年轻农民没办法，这才找到盟里的落实政策办公室。

阿云嘎解决不了这件事，坚决打发他走了。过了几天，年轻农民又来找他，拿出一个鼓鼓的信封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说：“领导，里边是一些证据材料，请您过目！”说完起身就要走。

“站住，把它拿走！”阿云嘎大声喊道。他警觉那个信封里不是相关材料。

年轻农民踌躇一阵，泪水直流说：“没有办法呀，领导，对于平民百姓没有其他法子了。这100块钱是我多日捡煤卖的钱啊……我们平民百姓就这样，有话没地方说，有事实难以澄清！”说完，他嗷嗷大哭。

隐约见到磨损褶皱的一元钱从信封一角掉了出来，年轻农民抽噎着将信封揣起来，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

“从表面看，我没有一点错。可假如那位年轻人不是一个平民而是哪位领导介绍过来的人，我敢对他冷漠吗？敢对他耍态度，赶走他吗？人的虚伪性就在这里。如果对一个蹲冤狱的可怜农民说几句暖心的话，安慰几句，给他指一条明路说，中级人民法院误判的事可以向高级人民法院诉讼的话，对那位年轻农民会起到多大作用啊。最少能给个心理安慰嘛！不把人当人看就是一种侮辱啊！我想起此事，就感到心痛。这件事为我留下了抱憾终生的天大遗憾！”

确实如此，他的作品里出现很多偏僻农村牧区的普普通通人物形象，这与他真心关心百姓有关。

2013年年中，鲁迅文学院在呼和浩特举办了内蒙古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培训班。可天公不作美，连日滂沱大雨，从北京邀请的老师们不能及时赶来了。鲁迅文学院的领导急得给我打来电话求救，要找有影响力的有理论基础的蒙古语作家。束手无策之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阿云嘎主席。

大晚上接到第二天一大早要讲课的电话，阿云嘎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为了青年作家，老作家不得不出马呀！”

那一天，他以自己的小说《沙梁那边是十三世纪》举例子开讲。外面雨声阵阵、雷声滚滚，教室里纸笔沙沙作响，掌声雷动。他讲座的结尾部分“从文学巨匠的作品所获的心得”更是激发了青年作家们的兴趣……

阿云嘎主席确实是一部让人读不尽的巨书，他像静谧的湖水一样宁静稳重，作品却频频地一石激起千层浪。

至今，他出版了《僧俗人间》《有声的戈壁》《留在大地上的足迹》《燃烧的水》《拓跋力微》《锡尼喇嘛》《满巴扎仓》《草原上的老房子》《天边那一抹耀眼的晚霞》9部长篇小说；一部儿童中篇小说《幸运的五只岩羊》；一部评论集《小说创作谈》；一部短篇小说集《大漠歌》；一部选集《有声的戈壁——阿云嘎小说精选》。他的《吉日嘎拉和他的叔叔》《大漠歌》《“浴羊”路上》三部短篇小说分别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一等奖；《大漠歌》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满巴扎仓》获2014年第三届朵日纳文学奖惟一大奖、2016年“乌兰夫基金民族文化艺术优秀作品奖”；小说《天上没有铁丝网》获得2011年《民族文学》杂志年度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天边那一抹耀眼的晚霞》获得2016年《民族文学》杂志年度优秀作品奖和2016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的“优秀作家贡献奖”。

与之结交二十几年，在文艺战线上并肩工作十来年，阿云嘎仍然值得我不断地去解读。

安息吧，阿云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