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因此，认识新时代、表现新时代是每一个中国作家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和神圣职责。那么，如何才能立足本土、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呢？有人认为现实主义有些陈旧和过时，但我恰恰认为，现实主义永远不会过时，而具有永恒的生命力。现实主义的要义是“面对现实”，但现实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故能常写常新。作家只有和“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才能避免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现实，才能面对新现实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

现实主义源远流长，纵贯古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出现在1826年的法国文坛，但其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比如柏拉图、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摹仿说”“再现说”等现实主义最早的蓝本，到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发展到了非常自觉、成熟的阶段，出现了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在理论上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原则进行了精辟论述。到了20世纪，西方文学先后出现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但现实主义依然存在。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被冠以“魔幻现实主义”，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流派，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一书中则明确表示，自己的作品属于现实主义，而不是什么“魔幻”。在中国，从《诗经》开始，到《红楼梦》到鲁迅到“红色经典”，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其他创作方法，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存在条件，只适合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段，而现实主义适合于人类社会的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和国家。文变染乎世情。可以断言：只要“现实”存在，现实主义文学就会存在。而坚持现实主义和作家借鉴、吸收其他流派的艺术手法并不矛盾。

。可以这样说，没有“典型化”，就达不到现实主义文学所要求达到的“高度”。因为现实主义对文学的要求是：以形象化的手段，既反映现实，还要说明现实。而这一要求，只有通过“典型化”的途径才能实现。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恩格斯这段话的要义有两层意思：一是现实主义要求细节上要“真实”；二是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密不可分，没有环境的典型也就没有人物的典型，而这个典型环境也必须是“真实”的。千万不要忽略，恩格斯这里谈到的两个“真实”，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真实”。细节的“真实”，是个别的、现象层面的“真实”；环境的“真实”，是社会整体性的本质方面的“真实”。达到“典型”的高度，必须同时具有这两个“真实”，哈克奈斯笔下的人物，只有个别的、现象层面的真实而没有环境的真实，所以就“个人”来说是“够典型的”，但环境的“不典型”，导致了其人物整体上的“不典型”。因此，所谓典型，就是要求以局部反映整体，以个别反映一般，以现象反映本质，以偶然反映必然。而“本质”不会抽象地存在，只能在现象中存在和显现。对于典型人物，过去有人把它概括为“熟悉的陌生人”，不无道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2008年5月8日在浙江绍兴文理学院的演讲，题为《我们究竟是谁》，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小说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形式，它使技巧高明的写作者把自己的故事转化为别人的故事，但这只是近400年来带给那么多读者狂喜，给了那么多作者灵感的伟大而迷人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是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吸引我来到法兰克福和卡尔斯的街道，那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当做自己的故事来书写。这是我想强调的另一点。”也就是：“他人变成了‘我们’，而我们则变成了‘他人’。”帕慕克在这里所谈的“我们”和“他人”、“自己”和“别人”的相互“转化”，实际上就是“典型化”的过程。

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流传下来，所凭借的就是他们塑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不仅深刻地把握到了某个历史时代重要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精神，甚至还触及到人性中某种共有的东西，比如“阿Q精神”，不仅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过去的人有，今天的人同样有，明天的人还会有。所以，《阿Q正传》会被世世代代的人阅读，并且常读常新。诗词歌赋一般不塑造人物，但同样需要“典型化”，如情感的典型化，以及社会心态、意境、人生体验的典型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既是李白的思乡之情，也是所有远离家乡亲人的游子们所共有的情感体验。

反观当代中国文学，可用“多而不精”来概括。作品的数量之多，空前未有，加上网络文学，可以用“海量”来形容。但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和筛选的作品，恐怕是少而又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认为缺乏能够长久地活在人们心中的“典型”人物，恐怕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许多作家醉心于“怎么写”，而不重视“写什么”；只强调写自己，而忽视像帕慕克所说的那样，在“自己”和“别人”、“我们”和“他人”之间的相互“转化”。

中国作家应当重视这种“转化”，应当在“典型化”上下一番苦功夫。然而，由于受“反本质”论的影响，致使有些作家对“典型”二字讳莫如深，似乎“典型”就是陈旧、僵化、保守的代名词。

“反本质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石和世界观。本质与反本质的争论，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我国，21世纪的前10年，本质论和反本质论进行过长期争论。《文艺争鸣》在2009年就此开辟了一个专栏，集中发表了一些争鸣文章。当时不少著名的学者、专家、教授，都主张过“反本质”，他们的观点，必然会对中国作家的创作理念产生影响。“反本质论”认为：所谓“本质”，根本就不存在，而且危害巨大，所以要“反本质”。概而言之，他们“反本质”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本质”是僵化、封闭、独断和固定不变的，而事物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本质”，所以要反本质，所以主张“本质悬置”，即将本质束之高阁。

问题的关键在于：事物的“本质”是否存在？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本质是否是僵化、封闭、独断和固定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不同事物相互区别的“主要特征”。对于较为复杂的事物来说，就是多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一对矛盾中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简言之，就是对事物的性质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也就是事物的真相和实质。而不承认事物有自己的“本质”，就是否认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区别。那么请问：文学作品和科学论文是没有区别的吗？人与动物是没有区别的吗？老虎和羊是没有区别的吗？显然不是。在较为复杂的事物中，假象往往掩盖着事情的实质和真相。比如，蓄意杀人后伪造成一般的交通事故现场。请问，故意杀人和交通事故的性质是一样的吗？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旧有的矛盾消失之后，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旧有的矛盾有自己的“本质”，新产生的矛盾又会有新的“本质”，因此，所谓“本质”，也绝对不是僵化和“固定不变”的，同样也是不断地在“推陈出新”。所以，反本质论者所依据的大前提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由此得出的结论，难道会是正确的吗？而“反本质”必然导致反“典型化”。因此，只有认清“反本质”的虚妄性，才能自觉地在“典型化”上下功夫。

在“典型化”上下功夫，要求作家不仅熟悉生活，还要具有“透视生活”的能力。到生活中搜集一大堆素材是比较容易的，而通过这些素材真正地认识并对社会现实进行“整体把握”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既让我们神往，又因为它的“新”而感到陌生。同时，世界格局也正在发生着“百年巨变”，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正在加速着这种变化。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矛盾像拧麻花一样相互缠绕，迷雾重重，令人费解。但对作家来说，必须要对这样难以认识的现实有正确深刻的认识才行，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具有“透视”生活的能力。

作家的这种“透视”能力，就是要求作家能够透过纷乱如麻的各种表象而看到事物真相和实质，看到问题背后的问题，原因背后的原因，也就是要看到事物之间实际存在却不易发现的最隐秘的内在联系；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去伪存真，发现并不易发现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谓对现实生活进行“整体把握”，就是作家能够从大量的生活现象中，真切地感受到其中最重要和最具普遍性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精神,并且让它在独特、个别的现象中存在和显现。

在“典型化”上下功夫，还要求作家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面对现实”，是现实主义在变化中永远不变的根本原则。现实生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现实主义不是僵化、封闭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包容和开放的。我们也不必担心坚持典型化会导致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典型，也不会造成创作上的雷同化、公式化和概念化。过去的确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另有原因，不能“甩锅”给现实主义和典型化。恰恰相反，现实主义面对的是新的不断发生着变化的新生活，典型化是对新现实新生活的典型化，所以它要求的是艺术创新，而不是墨守陈规。因为内容决定形式。新的内容必须找到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表现形式；反之，新的内容就难以得到准确的艺术表现。因此，典型化不是限制作家的创造性，而是对作家创新能力的巨大考验。

典型化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创作过程,而唯有创造出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典型人物，才能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典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