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从来都是一个浸染着鲜血乃至熔铸着生命的悲怆历程，无论是个体社会成员还是整个社会群体，在前行和成长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种困厄与诸多灾变，只有用文化进行反刍和检省，不断树立人文情怀和忧患意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疫情的发生和灾难的上演。作为“人学”的文化著述和文学作品，一方面深切关注人类的久远历史与未来前景，另一方面挚诚寓目自然法则与生命伦理，力求最大限度地揭示和展现人类抗击疫情的鲜明主题和生动场景，为人类增强悲剧意识、提升悲悯情怀提供认知文本。
古往今来，疫情始终与人类如影随形，所以，疫情不仅是人类演进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是意蕴丰厚的特殊人文资源，古往今来很多文人对疫情题材趋之若鹜，留下众多记录抗疫、思考抗疫、呈现抗疫的文字记述，换言之，抗疫著述几乎贯穿了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开端的先秦时期的中国早期小说，就已经出现了抗疫的痕迹和踪影，不管是为当时文化典籍插上想象翅膀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淮南子》等），还是给后世文化经典注入虚构基因的寓言故事（如《庄子》《墨子》等），抑或给传统史学确立叙事模式的史传文学（如《左传》《战国策》《史记》《逸周书》等），都程度不同地提及和描摹了抗击疫情，可以说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抗击疫情史实，以及不同时代的人们关于抗击疫情的民间故事，相对应地体现在不同历史阶段抗击疫情的著述和作品中。就中国古代抗击疫情的著述和作品而论，抵御疫情是一个内容相对庞杂、种类相对稀少、结构相对凌乱的文化谱系；而从中国古代抗击疫情的著述和作品所抉发和状绘的人文维度来看，疫情或作为主题或作为素材或作为背景或作为情节出现，所以，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抗击疫情的著述和作品呈现出数量虽多但质量偏低的总体状貌，遍查我国古代和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几乎很难找到一部以疫情为绝对主角、足以撼心夺魄的科学意义上的疫情专著或文学作品，这一现象在与西方疫情文化的比照中显得更为突出。
抗击疫情著述究其根本是关涉人类生命意识与苦难记忆的一种文字表达，通过对抵御疫情的主旨发掘和形象书写，于潜移默化中涵育人类心智的敏感性和敏锐性，于耳濡目染中培植人类对疫情的精神洞察力和心理承受力，于不知不觉中使人类生成一种自我宽慰意识和自我安抚心绪，完成悲剧性这一审美范畴的现代升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古代先民与自然界的对抗是中华民族活动的基本面貌，阐发和书写这一精神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东汉蔡邕的《独断》、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等杂记体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写到了人类与疫情的博弈；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等具有杂传体色彩的小说，也都或集中或零散地叙及了人类与疫情的角逐；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东晋葛洪的《神仙传》、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东晋陶潜的《搜神后记》、北齐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志怪小说则浓墨重彩地铺陈了人类与疫情的较量。阅读这些不同时代的中国抗疫小说，不难体会人类的悲壮文化精神是贯穿中国抗疫著述和作品的一条主线，这种文化精神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和文学创作中始终在传承，它提醒当下人们既要尊重和珍视个体的生存境遇，又要保持对自然界的警觉和戒惧。进入现当代，疫情作为充满寓意和隐喻的客体，更多地被文学创作所展现，一些小说作品通过对疫情的感性描绘和理性反刍，宣泄人们心中情感，抚慰人们心灵创伤，提振人们精神意志，藉此一方面表达对生命意识的尊崇与敬畏，另一方面凸显对人的本性的拷问与救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疫情是我国文化著述和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向度和恒久母题之一，只要翻开我国古代文化乃至文学发展史，就会看到很多著述和小说都与疫情紧密相连，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化自发，不如说这是一种文化自觉。
中国历史进入现当代，对抗击疫情的文化关注和文学描写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当代作家毕淑敏、迟子建和池莉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自觉遵奉和把握疫情文学的生成理念、运行机制、主要特点和基本功能，主动探寻和索解疫情之于人类存在的普遍意义，创作了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和审美品位的疫情小说，旨在启发人们彻悟“灾难是人类的故乡”这一深刻哲理，引导人们铭记疫情所带来的沉痛教训。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以象征性笔法，生动记录了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燕市突发疫情、封城闭关、民众出逃、抢购成风的险局危境，精彩演绎了以罗纬芝、陈天果为首的抗疫小组和城市居民同疫情抗争的艰难而困窘的过程。作品通过描写燕市居民与疫情的艰苦血战和殊死抗击，一方面展现了人类面临绝境时的超强毅力和坚韧意志，另一方面表现了人类在危难时刻的惊慌恐惧和悲悯无奈，完成了对良知、人性、欲望等人类终极问题的抉发与思考。《花冠病毒》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再度出版并广为传阅，特别是该书封底赫然写着：20NN年人类与病毒必有一战，读者们据此将《花冠病毒》誉为“神预言”，评论界也将此书比喻为一部教科书和一面镜子，既使人们直面观照当下抗击疫情的现实，也使人们客观审视疫情面前的人性状态和精神状貌。迟子建的《白雪乌鸦》讲述的是110年前暴发于哈尔滨傅家甸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鼠疫，以及由这场鼠疫引发的爱恨情仇与生离死别，这部被前段时间禁足在家的读者屡屡提及的优秀小说，是迟子建“将生之悲哀与生之喜悦结合为一”的史诗性疫情之作，是折射人性光辉和生命至上的人文理念的经典疫情作品。面对肇始于1910年秋冬之际、终止于1911年5月的共夺去60000多人生命的东北大鼠疫，迟子建以惯有的沉着、冷静、从容的心态，对事件原发地傅家甸（现哈尔滨道外区）进行了深入踏察，对相关历史资料做了详尽查阅，以沉静而不动声色的叙述，引领读者走进那方被鼠疫肆虐的北方黑土地，抽丝剥茧地拂去迷惘诡异的历史迷雾，条分缕析地厘清枝缠叶绕的疫情细节，使鼠疫重压下人们命运的凄惨悲怆和人性的驳杂幽微渐次显露出来，特别是对医者仁心的一代国士伍连德的追叙和摹绘，让人们感受到于痛苦和磨难中涅槃出的勇气与坚韧，使人们体认老哈尔滨秉承的“动荡中的平和之气”。《白雪乌鸦》再次让人们看到了优秀疫情小说直照人生、甄别善恶的独特功能，传达出疫情文学作品在对命运和人性认识上不可替代的镜鉴作用。池莉的《霍乱之乱》是一篇发表于1997年的中篇小说，作品的开头很有《百年孤独》的高光与惊艳，“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闷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走暴的迹象。在我们这个城市夏天走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池莉不惜笔墨的环境渲染，使读者隐约产生了不安情绪和不祥预感，如同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绝大多数武汉人来说也是没有任何征兆的。《霍乱之乱》描写的是武汉城郊发生霍乱疫情之后，当地政府、医疗机构和普通群众如何面对和反应的故事，在平静陈述当地官员和医生科学防范和精准施治过程的同时，为读者塑造了痴迷科研的流行病学专家闻达、热爱卫生防疫事业的新生代秦静和勤勉好学的速记员赵武装三个典型形象，为读者展现了一群具有强烈科学精神和孜孜于医学事业的当代医生群像，正是这些医生无论是在处置小说中虚构的霍乱疫情，还是防治现实中存在的新冠肺炎，均成为执戈披甲、逆向前行的英雄，永远值得人们钦敬、仰慕和尊重。疫情小说是对人类心灵的折射和对人性的透视，尽管其与各种不同疫情相生相伴，但其根本宗旨绝非记录和渲染灾难，而是借助疫情来张扬和传递生命尊严与人文精神。阅读上述这些疫情小说作品，可以牢记那些与疫情有关的灾难事件和苦难历史，能够确立一种灾难思维和苦难记忆，能够抚慰人们的心魄与灵魂。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不是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无论是古代抗击疫情的著述还是现代抵御疫情的小说，一般是以现实为根基、以伦理为标尺、以未来为旨归三个维度来观照和揭橥疫情的，重在表达一种深邃的思考和深刻的洞见: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种灾难也许并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卑污心机和邪恶欲望。总之，无论是古代疫情著述还是现当代疫情小说，对生活于疫情频仍时期的当下人类而言，不乏教化熏染价值和警示告诫意义，换言之，抗击疫情的著述和小说审视和揭示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对待疫情、怎样化解危机、怎样保全人的生命、怎样与自然界其他物种和谐相处，从而让人类学会在疫情面前秉持“向死而生”的价值取向，保持理性、坦然和沉稳，以此增强人们的灾难意识、预防观念与自救能力。毕竟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疫情的潜在在场者，也许正值人们开心快乐地生活时，可怕的疫情就会不期而至，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人们既有阅读能力又有阅读时间时，不妨阅读一些传统疫情著述或当代疫情小说，不断为脆弱敏感的心理注入更加硬朗坚韧的民族精神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