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多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此次疫情可被称为“全球大流行”。瘟疫并非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遭遇到的全球性疫病，它是某种病原体在人类机体上成功搜寻到食物，宿主因此受到感染甚至威胁生命。疫病一旦流行，将在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同时，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瘟疫与人类社会发展如影随形，甚至出现可能改变历史的结局。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在其非虚构作品《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1976）中首次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与疫病影响相结合，借助自身深厚的世界史研究功力以及敏锐的观察力和推理力，道出瘟疫如何影响人类迁移、人口变化、政治变革、宗教兴灭、医疗卫生制度建立等方面，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该部作品一经面世，就被称为“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佳作”，进而《纽约书评》称 “此书从此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

威廉·麦克尼尔认为，瘟疫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及决定因子。在其另一著作《西方的兴起》中，麦克尼尔已开始关注疫病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但还只着眼于人口数量变化，反而在《瘟疫与人》讲述疫病的过程中，他首次将病菌与人类的微寄生关系暗喻为人类的巨寄生关系，借病菌依附于宿主而存在与传播的微寄生关系，道出人类真正的顽疾是“权力与欲望”的巨寄生关系，以独特的视角揭示出世界上生态平衡与食物链关系的本质——即征服与统治，引发读者对疫病与人类关系的反思。复旦大学黄红霞进而谈到：“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扩大了对瘟疫的关注点，利用共生圈理论和互动的观点，横跨上古农牧业时代到近代医学实践时代，书写了一部不同时代传染病、病菌与人类的‘互动史’。”

疫病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

从叙事手法来看，《瘟疫与人》采用历时性书写的方式叙述瘟疫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从人类史前文明狩猎时代开始，直到近现代，演绎出瘟疫与人类社会的交融过程。麦克尼尔采用全球史观，结合医学社会史，抓住特定时代的主要事件，凸显三个历史性时段：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200年间欧亚文明时代的疾病大交融；公元1200年至1500年间蒙古帝国时代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1500年至1700年跨洋交流时代疫病的传播，升华本书的中心思想，即瘟疫与人类进程的交融。

疫情扩散无意间成为控制人口增长的无形工具。欧亚大交融时期，麦克尼尔另辟蹊径，认为公元前430年雅典和斯巴达争霸战中雅典失败的原因并非局限于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天花与麻疹导致近四分之一的雅典官兵死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海后续的政治史。这段时期，人类各族群已经进化完成，“完全现代型的人”出现，使得地球上的生物平衡急剧改变，人类食物、水源和住所改变以及人际交流频率和范围，影响着疫病的模式。人类活动和人口激增让潜在病原体找到机会，一场瘟疫与人类的追逐赛开始。此外，作者也在书中提到，农牧业兴起后，人类生存空间进一步得到扩展，随之“神秘”的传染病和人类间的“同类征服”共同抑制着人口暴涨。譬如，天花、麻疹等疫病对印度种姓制度产生的影响及印度“看似富足，实则贫弱”的原因。

疫情扩散可以成为推动宗教改革的利器。公元1200年至1500年间伴随蒙古帝国的扩张，鼠疫杆菌等致命微生物轻易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欧洲鼠疫大流行，东、西方传染病各不相同的模式再次失衡。出人意料的是，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蒙古帝国扩张计划的失败。该短时间内的疫情对欧洲的影响应该一分为二：一方面，疫病使得欧洲蒙上了近一个世纪的死亡阴霾，社会经济的金字塔随之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调整着结构；另一方面，疫病暴露西方传统宗教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方社会的宗教变革。因此，麦克尼尔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想法：疫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欧洲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宗教改革，为后期欧洲走上殖民大扩张道路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

疫情控制也可以作为征服异族的武器。到了跨洋交流时代，欧洲多年的疫病防治经验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欧洲人将传染病引入北美洲，不仅危害殖民地部落性命，传染病还摧毁了大部分殖民地人们的信念，可谓一举两得。譬如，西班牙军队在攻占阿兹特克帝国的战役胜利中，天花就在占领中起到关键作用，欧洲人对于北美洲的占领不仅仅是武力上的，更重要的是疫病蚕食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心。这一时期，人类疾病出现均质化，生态适应性调整告一段落，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共生模式更趋稳定，疫病主要以儿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现，流行频度增加，杀伤力减弱。以文明族群的大规模成长，和疫病隔离群落的加速崩解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疾病形式逐渐形成”。

在医疗系统逐渐健全的现当代社会，疫苗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与卫生公共制度的建立使得疫病在发生的同时，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更有效的控制。但是，麦克尼尔呼吁人类决不能对传染病的影响置之不理。人类的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发生改变，唯人类面对疫病的无助，则是亘古不变。

瘟疫的暗喻：微寄生与巨寄生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定义了瘟疫的两个重要概念：“微寄生”与“巨寄生”，因为大多数世界上的生命都生活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所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 “微寄生”是指微寄生物与其宿主的寄生关系，如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寄生在宿主，如人体中，从中找到自己的食物源；“巨寄生”是社会化的“微寄生”，是人与人之间的寄生关系。一部分人成为“寄生物”，这些人则将找到另一部分人成为宿主，从而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这种关系源于外部的种族征服与阶层关系，从而形成了社会平衡。因此，麦克尼尔认为：“只有当食物的生产成为某些人类社群的生活方式时，一种较温和的巨寄生方式才成为可能。”

从微寄生视角来看，当微寄生物寄生于宿主，一场“食物争夺之战”就开始了。微生物看不见摸不着，不受人控制，麦克尼尔认为：“几乎所有的微型寄生物都小得无法用肉眼看见，这意味着在显微镜和其他复杂的、帮助人类提高观测力的发明出现以前，没有人能理解或采取很多措施来控制与此类有机物的接触。”

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角来看，尽管人类的智慧在处理他们看得见的并可实验的对象上显得得心应手，但是，直到19世纪, 同微型寄生物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生物性层面上，也就是说，人类无法有意识地控制这种关系。微寄生物在宿主身上快速找到食物源，使得寄生物与宿主的关系呈现出三种可能：一是，微寄生物可能破坏宿主的免疫系统，甚至杀死宿主；二是，宿主的免疫系统工作并且杀死这些微寄生物；三是，在一定情况下，微寄生物在宿主体内获得平衡，使得宿主成为带菌者，传染给其他宿主，形成“大流行”疫病。

从人与人的关系视角来看，麦克尼尔则引入了第二个概念：巨寄生。 “巨寄生物”呈现出类似的多样性关系。大型天敌与同类相食是人类遭遇的主要的巨寄生现象。一方面，由于早在远古时期，人类的捕食和狩猎技巧早已超过其他大型动物，因此在一定层面上，人类已然站在食物链顶端，大型天敌的巨寄生现象基本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同类相食”却在人类攀上食物链顶端后，成为主要的巨寄生方式。例如，征服者从生产者那里攫取并消费食物，由此成为靠生产者为生的新型寄生者。这种巨寄生关系一直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寄生者”从“宿主”处妄图获取食物而生存，从而导致人类间的征服与统治时常上演。

“巨寄生”概念被提出后，威廉·麦克尼尔备受争议。评论家约翰·诺瑞斯（John Norris）曾批评道：“他把疾病和被统治的不幸进行类比，荒诞地歪曲了历史。”麦克尼尔辩驳道：“这不是一种类比，而是实际存在的。在人类身处的社会系统中，‘我’在哪里获得‘食物’，即‘我’的生存资料是什么；‘我’又为谁所‘食’，即‘我’创造了何种生产资料为谁所用。”事实上，麦克尼尔将病菌的存在与传播途径细化不仅是为了讲解疫病的传播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将疫病传播方式作为一种比喻，类比人类的顽疾：权力与欲望。强者蚕食弱者，巨寄生由此成为征服与统治的代名词。

随着当代医疗手段的进步，有害的微寄生关系在逐渐健全的公共卫生制度下大部分得到有效控制；但有害的巨寄生关系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因为人的沟壑难填的欲望往往催生征服。

古往今来，随着人类活动不断拓展，人类随着行动疆域的不断拓展，也带着微寄生病毒不断拓殖，潜藏的病毒由于脱离动物宿主被带出阴暗的角落，伴随着人类交往，进行传播，甚至在某个历史阶段、借助某种契机的催化演变为瘟疫。

由此看来，《瘟疫与人》将世界历史中人类与疫病的关系串联起来，激励读者思考疫病与人类发展关系的同时，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疫病”式寄生，解构人类共生关系，带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新冠病毒全球肆虐，时刻提醒人们需保持对未知的敬畏，用谦卑的心预防治理。只因，“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