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炎炎，蔡家园送来了他准备出版的第二部文学评论集《怎样讲述中国故事》的文稿，希望我写篇序言。我想起几年前，他出版第一部评论集时，也曾有过问我能否写序的口头征询，但当时我因手头杂务太多，故未敢“接招”。这次我感到实在不能推卸了，尽管酷暑，也一定要努力完成这一任务。

我之所以今天不再“推卸”，是因为早在十多年前我在读了他的几篇短文后，就记住了“蔡家园”这个名字。那几篇文章所显露的可喜苗头和蕴含的潜力，让我预感到这位年轻人今后必有大的发展。后来得知他被调到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工作，我更为他感到庆幸。

十多年来尽管与他接触不多，但读了他的这部文稿，我更集中地了解到他在文学批评领域前进的步伐，还有他的勤奋与执著。应该说，作为一名年轻的文学批评家，他正逐渐走向成熟。

他曾经对我说：“这些年一直凭兴趣，以一种业余心态写作批评文章，探索中多有快乐。”我非常理解他的这种心态。就我的认识而言，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自然要认真品味作家的作品，但并不一定要摆出“指点江山”的姿态，更不必以专门家的口吻对作家“耳提面命”，或作什么“终极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最终需要由历史来检验，不是由评论家“拍板”。评论家对作家作品作一些评论，完全是个人的感想。如果说，作家的创作是他对自己所理解的生活、世界、历史，对他被感染的情感思绪而进行艺术转化的话，那么对评论家来说，他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论、对一种文学现象的透析，则是他理解世界、洞察历史的一个部分。从对作品的艺术感受中发现这种对生活、情感作艺术转化的确切性、合理性，由此对它的意义和价值作出自己的评判，这是评论家作为一种生命力量认识世界的独立方式。我想，蔡家园所说的“探索中多有快乐”，正是感到自己的“生命力量”获得了对象化体现的收获。

我觉得蔡家园对文学评论的喜爱，既发自内心，同时也有他的“底气”。从他的文稿中可以看出，他在知识积累、理论储备以及艺术感受力的培养等方面，都有着较长时间的锻粹、磨炼，因而显得沉稳而厚实。所以，他的评论文章有鲜明的价值立场，评价公允，逻辑论证开阖自如，理智与情感融合得体。

这部论文集冠名为《怎样讲述中国故事》，它的特点倒不是从理论到理论地空谈一番，恰恰相反，蔡家园是从对不同作家的具体创作中去发现、去挖掘、去提升他们在讲“中国故事”时的经验。他的作品评论明显地超出了“评介式”的层次，而是力图从实践到理论的维度上阐明一部作品在叙事意向、审美追求以及精神意蕴等方面的成功或缺失之所在。他对作家创作的体察是相当细致入微的，即使对一些争议甚大的作品如余华的《兄弟》《第七天》等，也能够平心静气地细察作家在创作的几次转型中所作的努力与欠缺，其中肯的分析给人以警示与启迪。通过具体作家作品创作实践的探寻与总结，“讲好中国故事”这个命题就显得有血有肉，更具感悟力。

事实上，蔡家园关注文学创作的目光已经不只停留在单个作家和单篇作品上，论文集的上卷就汇集了他对一定时期湖北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的整体关注和评析。由于观察视野的开阔和眼光的敏锐，他这种综合性的评论也不是“扫描式”的，除了准确地把握这一类文体的创作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外，更着重于对一些重要篇章所提供的新特点和有价值的新经验作出论述；他对新世纪长篇小说宏大叙事的几种新模式也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这种识别能力正是一个评论家的功力所在。对于文学创作领域近年出现的“非虚构”文学、网络文学等新现象，他也投入关注。特别是“非虚构”的文学创作，由于他有着亲身的创作实践，出版过“非虚构”作品《松塆纪事》，因此他对这种文学潮流的认识更有“在场感”，在进行理论概括时既注意吸取中外理论界的观点，又强调这种创作应重视亲历性和感受的真切性，这自然是带有体温的理论认知。

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既需要有“智”，亦需要有“胆”。有独立的见解和胆识，这就需要有一点不畏“权威”的勇气。蔡家园在这方面也显示了他的本色。对于一些久负盛名的作家如贾平凹、莫言等，他是尊敬的，赞赏他们的成就。但若发现他们出了带有明显缺陷的作品，他也不随便附和“众议”，而是实事求是地、既坦诚又尖锐地指出其失败及原因。一个年轻的评论家，具有如此的评论姿态，令我敬佩。

蔡家园应属“70后”评论家，这种年龄优势，使他更易于接近同龄的以及“80后”“90后”的作家，更易于理解他们的文学追求或遇到的困惑。他的这部论文集也收有一批评论这些年轻作家的文章，写得热情洋溢，关爱有加。我记得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曾说过：每个时代的文学，需要每个时代的评论家。我想这话是对的。正因此，蔡家园和正在崛起的年轻一代评论家，就更加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