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夜谭续记》终于定稿。这本书稿的创作过程与其姊妹书《夜谭十记》近似，也经历了曲折的近40年，因此得作个交代。

1982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韦君宜的推动下，出版了《夜谭十记》。初版印了20万册，随后还加印，一时颇为红火。于是韦君宜专门来成都找我——我们本就是1937年冬鄂豫皖苏区为湖北省委办的党训班的同学，以后在白区一同做过地下工作，成为朋友——她一来就对我提出一个文学创作建议。她知道我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经以各种身份为职业掩护，和社会的三教九流多有接触，亲历或见闻过许多奇人异事，她说，《夜谭十记》出版后反映很好，你不如把你脑子里还存有的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拿出来，就用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那样的格式，搞一个“夜谭文学系列”。我当时就脑子发热，在我的记忆库里搜索，一口气就说出10个故事的题目和几个故事的梗概。韦君宜很高兴，我们当场商量先出一本《夜谭续记》。不久，我就动笔写故事提纲了。

但是不幸的是，韦君宜突然中风，没有人再继续督促我，加之我确实公务繁忙，就放下了这个写作计划。

我这一放就是30年。前面出版的《夜谭十记》也随着岁月流逝，理所当然地逐渐淡出读者的视线。直到2010年，著名演员和导演姜文将《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改编成《让子弹飞》搬上银幕，一上映就出人意料地大行于市，听说突破了当时的电影票房。各大媒体，包括互联网，也大加宣扬，轰动一时。于是，作为这个电影的原著小说《夜谭十记》，也附丽于《让子弹飞》而飞了起来，跟着红火起来。几个出版社争着出版，连台湾的出版社也来凑热闹，出了一版繁体字的《夜谭十记》。因此，我头脑又开始发热，想把原来和韦君宜一起计划好的《夜谭续记》重新完成，也算是纪念韦君宜吧。但是，刚开篇写了“缘起”，又被琐事耽搁，转念一想，许多著名的老作家都已封笔，我这个年逾九十、半路出家的作家，还不自惭形秽，去做这件力不从心的事吗？

在这之后的几年中，我忽然被两度授予文学方面的终身成就奖，我深觉惭愧。在颁奖的答谢词中，我说我在文学创作上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我的终身遗憾是，我虽然经历了百年中国的大动荡大变化，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不少，也积累了大量素材，却因各种原因，没能把这些题材写成好的作品，更不要说传世之作了。许多故事，将随我埋入地下了。

这时，文学界的几位朋友对我说，你虽无力再写鸿篇巨制，但可以讲出一些故事来，供大家用以遣闲时、消永夜嘛。听朋友如此之言，我又动了心思，开始着手《夜谭续记》的写作。

但就在我开笔不久，癌魔第二度入侵我身，我住进了医院，这本书稿的创作也面临半途而废的可能。家里人为我的病情担忧之际，我却想起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故事，这激励了我，我也要发愤而作。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我决不会就此向病魔投降，我要和病魔斗争，和它抢时间，完成这本书稿的创作。我让子女把稿纸带到医院继续写作，出院后我也是一面积极治疗，一面坚持写作。医院的医生护士认为我得了这么危险的病满不在乎，还奋力写作，真是怪人。其实这毫不可怪，我就是要和病魔战斗到底，正像当年我做地下革命斗争不畏死一样。

一个人只要不怕死，便会勇气百倍，一有勇气，更有力量战胜危险和痛苦。就在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之际，我的保健医生告诉我，经过半年多的药物治疗，我肺上那个肿瘤阴影竟然看不到了，查血的指标也完全正常了。一家人皆大欢喜，我戏说道：“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吗？”

当然，我写成的初稿是不能送往出版社的，自然应该再加工进行修改，但是我的确已是百零四岁，虽然还不是气息奄奄，却也真是日薄西山，人命维浅，且和病魔战斗时也消耗了大量精力，已无力对初稿进行再加工修改了。幸得有两个人出手为我解难，才得真正完稿。在此，请允许我在这篇《后记》末尾再啰唆几句，让我表述必须感谢的人。

我要感谢——或者应该说要表扬——我的女儿马万梅，她多年来在服侍我的同时，对我的每篇作品进行文字整理工作，这次又对《夜谭续记》的文稿进行了逐篇整理。我更要感谢作家高虹，她曾是《四川文学》的主编，和我一直很熟，这次她听说我要请她帮忙修改文稿时，欣然表示愿意帮助我，并且拒绝报酬。

于是我的女儿马万梅和作家高虹合作，对这部文稿进行辛苦的修改。她们怎么进行的，无须我过问，因为我知道她们都是四川人，对四川的风土人情、语言俚俗都很熟悉，能做到我提出的四川人说四川话讲四川故事的修改要求。

高虹对我的文稿某些篇章段落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和文字处理。但最使我惊异和宽慰的是我的女儿马万梅，她在整理我的文稿的同时，还对部分文字进行了润色。我戏对她说，她似乎带有我的文学基因，但是她却拒绝当作家，我有点失望，却也能理解。